主权信用评级应更具包容性

　　于国龙

　　近期，国际评级机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市场国家主权信用级别或展望进行调整，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主权评级调整是否准确的讨论。事实上，主权信用评级并不只是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简单横向比较得出的结果，看待主权评级，还需从更深层次了解主权评级调整背后的逻辑。

　　主权信用评级一直被视为信用评级领域最不成熟的业务板块，其原因在于影响主权信用的因素过于庞杂、信用风险传导路径难以判断把握，其涉及的分析要素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基于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又相对有限。这些因素导致主权评级业务从最初开展时即缺乏系统性的指导理论。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评级机构在主权评级方法上吸纳了一些新兴的发展学理论，然而，发展学理论本身并不十分完善，其中的大部分理论缺乏普适性，因此国际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理念也显示出较强的主观色彩。具体而言，国际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理念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即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基础，从方法论上体现出对“华盛顿共识”的肯定。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IMF等国际机构根据发达国家经济治理经验与少数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转轨经验总结而成的一系列关于经济治理的政策主张，以私有化、自由化等为主要内容，本质上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价值倾向，是对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肯定和推广。虽然各个国际评级机构在主权评级具体操作方法层面不尽相同，但核心的评级理念均表现出与“华盛顿共识”基本主张的高度相似性：一是在评价政治风险等影响偿债意愿的要素方面，以民主化程度、政治决策透明度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二是在评价长期经济发展前景等影响主权信用的基础性要素方面，以私有化水平、经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三是在评价宏观金融稳定性方面，将金融体系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体系开放程度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不可否认，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某些政策对评级机构判断主权信用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如果完全以其作为衡量所有国家的“准绳”，则会对没有遵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国家形成两种潜在影响：一是导致采用非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并获得成功的国家获得的评级较低，从而提高了该国国内经济部门的境外融资成本；二是迫使受评国家政府向三大机构评级标准看齐，从而形成一只能够干预主权政府行为的“无形的手”，对一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引导一国政府的改革路径。

　　事实上，主权信用评级结果是否准确，不仅取决评级机构的技术积累，更取决于评级理念是否客观。一方面，评级机构在判断主权政府信用时，应摆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片面干扰，回归信用评级本质。主权评级的最终目标是对主权政府信用风险进行揭示，而非基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区分与评判,以某一固化的意识形态作为依托确定评级理念必然导致评级结果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主权评级还应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其政府治理、经济运行等模式也有所不同。因此，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理念也应更具包容性，应以多元的、发展的眼光评价不同国家选择的经济治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揭示主权信用主体真实的信用风险，进而获得投资者的认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