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举世瞩目。今年“两会”热议的焦点之一，是历来坚守稳健基调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大力度转为积极。

　　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财政赤字率势必相应有所扩大。此前国内关于财政赤字率，隐隐存在一条认知中的“底线”，即参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相关规定，将财政赤字率3%作为所谓国际通行警戒线。

　　但这种自我设限似乎并无必要，因为欧盟与中国巨大的差异性，决定了两个经济体只能各自依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在未来可预见时期内，可以并且有必要适度扩大乃至突破3%“底线”，依据在于：

　　首先，中国对财政赤字的承受与消化能力比较强，这一点，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获得印证。从静态来看，中国迄今为止的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GDP）尚不足20%，显著低于欧美国家普遍水平（突破60%“上限”的国家很多）；另从动态来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虽已开始有所放缓，不过因为仍然较高的GDP增速，以及相对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共同支撑，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仍将在较长时期内显著高于欧美国家。

　　其次，中国实际可获得的政府性收入口径比较宽。这一点，最明显的差别在于一般统计财政收入时，由于土地出让收入被认为是一次性的资产交易收入，因而并不计入“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由于经济持续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土地出让收入始终是政府收入中非常重要并且稳定的来源。中国在采用国际标准同口径计算赤字率时，由于分母（财政收入）偏小，得出的数据显然要比真实赤字率高。

　　第三，中国的财政支出依然处于边际效应比较高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于欧美国家主要将其政府债务用于国民福利支出，中国的财政支出因发展所需，有相当大的部分被集中投放到生产性领域，而中国作为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不足发达国家20%），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还很大，财政投入的直接产出比依然很高；另一方面，除了生产类开支，用于民生类开支的政府债务在中国前期社保欠账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大幅扭转城乡居民基于预防性动机而不得不维持的过度储蓄倾向，进而从原点上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拉动良性转变。

　　最后，如果说以上三点可大致解决可行性问题的话，那么中国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必要性，则体现在宽松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已一路降至比较低的水平；同时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则已一路升至不宜再高的程度。中国亟须实质性推进“去杠杆”的任务，决定了只有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才能真正协调好“稳”和“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