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读书就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专心去读书，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想要离开市场，冷静一下，多学习多充电。” 王国斌，在2014年初中国基金报面向券商，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行的最具影响力投资家调查中，王国斌位居三甲！他被认为是A股最为成功的价值投资者。

　　中国基金报 杨波

　　2月25日，A股暴跌。收市不久，即传来东方资管公司董事长王国斌辞职的消息，一时之间成为业内最热门话题。

　　基金君拨通了王国斌的电话，他说：读书就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专心去读书，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想要离开市场，冷静一下，多学习多充电。

　　王国斌表示，目前自己只是提出了辞呈，手续尚未履行，所以不方便说太多，他也不希望对公司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对东方资管的关注和支持。”他说。

　　2月19日，王国斌在朋友圈中转发文章“一个金牌分析师的思考：站在34岁的尾巴上”时写了一句点评：最帅的境界是成熟又年轻的心态！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王国斌目前的心态吧。

　　王国斌的微信签名是：眼前一笑皆知己座上全无碍目人。与中国股市一起成长起来的王国斌，投资业绩足以笑傲江湖，却已没有任何烟火气，只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归去来兮、寻找心中的桃花园、退隐江湖的情怀。

　　王国斌拥有超过20年证券从业经验，是入行最早的一批投资老将。1986年，王国斌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社会学系，本科毕业后在北大管理学院攻读硕士，硕士毕业后，王国斌曾任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龙头券商南方证券和万国证券从事收购兼并与投资银行工作，后转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是当时市场最活跃的投资机构，也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主角之一。

　　1998年王国斌被 东方证券 作为核心人才引进，2005年起担任东方证券副总裁。东方证券是最早开展规范化资产管理业务的券商，2002年首批获得证监会规范后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2005年成为首批开展券商集合理财业务的证券公司，同年6月推出后来让东方证券声名鹊起的“东方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0年成立首家券商系产管理公司，2014年，成为首家发行公募产品的券商资管公司。

　　在经历了南方、万国、中经开那个时代后，王国斌到东方伊始，就探索投资业务模式及理念的转型，追求投资的科学性、实效性，他带领的团队长期投资业绩名列前茅，被公认为行业威望最高的人之一。多年来，“东方红”系列产品获得了相当优异的投资业绩。

　　18年坚守在同一家公司，王国斌成为经历早期券商“荒唐”投资时代后没被淘汰、且多年活跃在前线的为数不多的行业“老将”之一。

　　有同行这样评述王国斌：“他是业内入行最早的一批老将之一，而且也是多年来历经券商行业冷暖、转型最早、一直坚守在前线、业绩最好、团队最稳定、行业威望最高的人之一”。

　　在2014年初中国基金报面向券商，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行的最具影响力投资家调查中，王国斌位居三甲！他被认为是A股最为成功的价值投资者。

　　2014年，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王国斌出任董事长，开始渐渐淡出投资一线。

　　认识王国斌，正好9年。

　　2007年2月，记者赴上海采访王国斌，下午三点多，走进王国斌办公室，他第一句话是：今天又涨了100点，这样涨得真累人，当时上证指数刚过3000点。“不过，我在去年10月就想通了，这一轮泡沫注定会起来，而且会吹得很大，但不知道泡沫何时破灭如何收场，我担心的是，泡沫破灭的时候，普通散户怎么办？”

　　后来的走势应证了王国斌的判断。2007年A股走出了最炫目的行情，上证指数一举突破6000点，比2005年6月998点的最低点涨幅超过6倍，暴涨之后的暴跌也应证了王国斌的判断，A股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一路下跌至2008年12月的最低点1684点，跌幅近70%。机构与 老百姓 一样悲惨，财富大幅缩水。

　　王国斌作为职业投资人的专业能力、对普通投资者的同情和悲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上世纪90年代庄家遍地的股票市场走来的王国斌，对股市与投资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他为这次专访确定的标题是《投资之道当先治心》，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句话：“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他表示“只要把人做明白了，做投资就不会犯大的错误。”

　　在王国斌看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之一，对投资人来说，如果左手拿着诚实，右手握着耐心，将受益无穷。

　　如果投资有七种武器，王国斌倾向于熟练使用每一种武器，“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所以，我更喜欢运用多个策略，如果市场变了，策略当然也应该调整，这是最好的风险防范。”

　　在投资方面，王国斌倾向于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当市场下跌时，很多人看到的是风险，但你要看到机会。他认为，所有的投资人都要建立积极的心态，最好的获利机会往往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优秀的投资人通常是在大家对宏观经济的担忧达到顶点时买了最好的东西。

　　王国斌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投资的过程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这对矛盾统一的过程，有时必须坚持原则，即使面临很大的压力，但又不能忽视市场潮流，每一个阶段市场会有不同的偏好，并给与符合这类偏好的股票一定溢价。”

　　王国斌有理想，但不理想化投资；他最优考虑，但次优选择；他重视投资过程甚于投资结果。

　　悲天悯人的情怀

　　2014年6月，在中国基金报举办的“中国机构投资者暨财富管理国际论坛”上，王国斌发表了题为《中国投资者有没有未来》的演讲，他明确指出：在所有大的经济体股市中，只有中国分红率是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无论市盈率多低，如果一个市场只融资不分红，或者分红率不高，就没有内在价值。

　　他更进一步指出：在一个靠博弈获胜的市场，老百姓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统计显示，股市在2005-2007年的大牛市下，老百姓依然损失惨重。

　　他表示，“如果监管者主要站在‘融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设身处地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资本市场缺乏以要为本的监管理念，规章制度缺乏遵从人性的复杂性的专业逻辑，不能通过有效的激励行为来鼓励所有参与者想到促进，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人雷达为立法者、监管者、专业人士、普通投资者等的参与”，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事与愿违的事就会层出不穷。

　　最后附上王国斌在中国基金报主办的两届机构投资者峰会上的演讲。

　　王国斌：中国投资者有没有未来？

　　2014-06-20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老百姓，或者从我的父母、从我的家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在中国投资有没有未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思考。

　　首先要明白的是，金融业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金融业的本质就是通过某种激励机制，让分散在老百姓各处的钱聚集起来，让分散的个人目标撮合起来，完成对个人、组织和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益的事情。

　　我们的市场有没有完成这些结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机构投资者跟财富管理，如果老百姓的投资没有未来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这些人的未来在哪里。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仅从短期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可以靠不同机构之间的博弈来获取收益。但我们的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的养命钱敢放到这个市场里来博弈吗？敢放到这个市场里只靠零和游戏来运作吗？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回到投资者本质的问题，投资是放弃或者牺牲今天的消费来换取未来收益的一种行为。所以对未来有没有信心是投资的本质，你不能相信未来，就不能进行投资。那怎样才能进行一种可信赖的投资呢？传统资产投资无非通过两种方式获利，一种方式来自传统资产本身给你的收益，如利息、分红，还有收益的自然增长，这是一种获利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市场低买高卖，通过资本利得获利．前一种方式在方法论上是可重复的，可持续的，后一种方式则是不可持续的、不可重复的。耶鲁大学教授史文森在《机构投资者的创新之路》中说，在美国传统资产配置时，盈利产生于市场本身，也就是来自于资产自身带来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积极的投资管理，跟你的投资技巧、投资天赋、投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西格尔在《投资者的未来》一书中，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总结，告诉大家，从1873年到2004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美国97%的股市收益来自于分红及分红再投资，3%的收益来自于资本利得。史文森与西格尔的观点是吻合的。

　　从这一结论上看，我们的市场跟美国差距很大。给我10分钟的讲演时间，所以没法用PPT，我的PPT主要是三部分：一、迷茫的过去，多情反被无情恼；二、冰冻三尺，剪不断，理还乱，三、投资者的未来，多歧路，今安在？江作良总刚才已提到，我们投资者很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市场总是牛短熊长，股市和经济增长长期背离。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统计显示，股市在2005年-2007年的大牛市下，老百姓居然损失惨重；面对未来，我们更是行路难、路难行。当我们从非常遥远的未来回望历史、回望今天，也许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幸运，全体中国人在实现中国梦，五千年以后回望中国我们可能只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五千年后回望现在，中国的投资者有没有未来？我不希望投资者在历史上的记录是再次面临灾难，如果按现在发展下去，即便上证指数从目前的2000点涨到4000点，老百姓仍然难逃亏损的命运，在一个靠博弈获胜的市场，老百姓是没有未来的。

　　2013年的一个统计显示，所有大的经济体股市的分红率，只有中国分红率是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无论市盈率有多低，如果一个市场只融资不分红，或者分红率不高，就没有内在价值。所以，要么市场利率下降，提升股市的内在价值，要么股票价格下降，让分红率得以提升。市场价格高的原因，要么是供给不够，要么是利率太高，从这个角度业说，所以只有放开供给端，市场才能通过调整来提高内在收益。在这个简单意义上，一个有内在价值的市场是可以建设出来的。

　　请高善文博士来告诉我们，美联储公布的数据，美国股市的净融资这几年都是负的，分红和股份回购远超融资。美国有很多很多热门的股票市盈率比我们高得多，数量和幅度远超我们，但并不妨碍整个市场产生内在收益。一个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市场是可以建设出来的，市场自身得以运行，就是由于参与者可以在激励改变时改变他们的行为，经济制度所有的组织活动都建立于通过改变激励来改变参与者行为这个简单的原则上。如果约束和激励机制没有建立好实质性的变动关联，各种混乱就会自然产生。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放开市场供给，让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和引导功能真正发挥作用。美国市场有70多万个选择品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产品需求推动的企业，这部分估值不高，另一部分是通过技术创新，由供给创造需求的企业，这部分企业需求多大根本就是个未知数，估值就很高，也是增长的真正来源。我们的IPO把这部分企业全限制掉了，推给国际市场了，墙内开花墙外香。一种貌似保护投资者的行为恰恰是对投资者的伤害，保护投资者就是要给投资者足够多的选择！如果监管者主要站在“融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设身处地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资本市场缺乏“以人为本”的监管理念，规章制度缺乏遵从人性的复杂性的专业逻辑，不能通过有效的激励行为来鼓励所有参与者相互促进，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因为“立法者、监管者、专业人士、普通投资者”等“人”的参与，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事与愿违的事就会层出不穷。比如说，市场流动性的来源是由于市场参与者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差异越大，流动性越好，这些人性的复杂性根本就应该顺应它，而不是去规范它，统一它，定价就是这么个问题。

　　金融企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替老百姓管理他们通货膨胀的风险，为投资者谋划收益最优的投资组合，一个理性的可信赖的市场应该能够提供这样的选择。中国的投资者有没有未来？我没有结论，我提出来是希望和大家分享，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思考。我不担心机构投资者有没有未来，五年十年我们中一些人可以通过博弈过得很好，我们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他们把40%的当前消费放弃了用于换取未来的收益，我们机构投资者是很幸运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呢，我们的养命钱呢？

　　中国的投资者理应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希望一个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市场可以最终建立起来。

　　王国斌：以史为鉴，投资需珍重

　　2015-04-17

　　我去年的题目是“中国的投资者有没有未来”，刚才主持人说我去年充满忧患意识，认为即便从2000点涨到4000点，普通投资者最终也难逃亏损。当时我主要是呼吁赶紧放开IPO、放开市场供给；原因是今天的市场是可以预计的，从历史长河看，我们即将或者正在开始一个全国性的掷骰子游戏，正在书写《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的新篇章，当时呼吁放开供给，是希望这个局面不要过早到来。

　　我常说，所有的行为方式和表现方式在历史中都有体现。下面我讲讲我预测的理由。2013年11月在三亚开香山论坛时，当时也讲股市的未来，我当时提到两点：一是当时中小板、创业板看起来已经很高了，但我认为仍然还未到不可想象的地步，还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行情；二是讲美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转型牛市，我们有望重复这个过程。巴菲特1999年写过一篇文章回顾了当时美国过去34年的历史，他将这34年分为前后两个17年，1964年到1981年，1982年到1998年：前17年，经济总量增长了1.7倍，道琼斯工业指数从874点上涨到875点，上涨1点；后17年，经济总量也增长了1.7倍，道琼斯工业指数从875点涨到9181点，涨幅超过了10倍。美国上个世纪100年历史中股市平均回报率约是10%，这其中5%左右的回报来自于盈利的增长，4.5%左右来自于股利分红，只有0.5%左右来自于估值倍数的提升。但1982年至2000年这18年间，标准普尔500指数，美国市场1982年8月12日牛市开始的起点是103点，到2000年3月24日牛市结束时是1527点，美国股市的平均回报率是18%，这意味着每年有8%的增长来自于估值倍数的提升，几乎一半是由市场投机行为促发的，最疯狂的时候普通科技股市盈率到了130多倍。

　　昨天微信群里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中国南车的市值相当于西门子、波音等跨国公司市值的总和。其实这不算什么，《漫步华尔街》上提到1989年日本市场最疯狂时，美国整个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但理论上日本房地产总价值是美国的5倍，如果把东京卖掉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刚才有朋友问我，现在很多人说会涨到10000点，你怎么看？我说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原因很简单，日本1989年股市最高点时市盈率到60倍，市值占整个全球市场份额的45%，那时美国股市的市盈率是15倍，英国是12倍。日本的电话业巨头NNT公司，其股票市值超过了美国电话电报、IBM、埃克森、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所以从历史上看并没有“A股估值高于海外就不正常”这一事，而且当时日本的资本是开放的，人的不理性程度我们难以想象。我常说，资本市场从来没有理性的开始，也没有理性的结束，而且不理性的程度一定超越我们的想象。去年我呼吁放开IPO的原因很简单，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投资回报都来自于估值倍数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股票账面价值看起来都很高，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当它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景象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投资上有一个72法则，就是一笔投资不拿回利息，利滚利，本金增值一倍所需的时间，近似等于72除以该投资年均回报率。如果你的投资回报是每年15%，持续5年你就可以翻倍；如果是每年12%，持续6年就可以翻倍。这一法则延伸到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学假设人与人之间是没区别的，代际间只有叙事上的差别，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心理文化层面是在工业革命产生之前经济增长差不多是零，所以过去一千多年里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变迁，没有什么大的代际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增长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美国经济现在增长率是3%，那它整个翻倍需要25年的时间，25年的时间意味着什么？它的整个社会变迁，心理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等在25年才会发生改变。经济只要翻倍，你就可以假设心理、文化环境发生了一个变迁。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欧洲经济现在保持2%的增长，那么它整个社会的变迁需要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为10%，那意味着中国10年收入就翻倍。原来我们经济增长14%左右，意味着5年经济就翻倍，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相差五岁就可能有一个代际的变化，就是一个变迁。这带来很多意义，对人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涉及到劳动力素质、人口消费需求变化等。当我们经济保持7%、8%的增长时，实际上相差九年十年就是一代，我们的股市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个密切相关，前面邱总提到的割韭菜就是这个道理。（每次股市波动都给这代人带来惨痛教训，到下一代才会忘记教训），所以我认为，到这个时点，因为新一代人要上来，他们会造成这样一个新的行为发生，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它不纯粹是经济学上的道理，可能是谬论，仅供大家参考。

　　其实，我们看经济很简单，不看投资、消费、出口，只需要很简单的一个经济学的公式“收入=人均工资*工作时间*就业率*人口”。从这个等式中看，“收入”要增长，后面这几个因子的总和要上升，现在人口增速下降，就业率不易再提高，劳动时间也不易延长，那收入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靠人均工资，但工资的提升难度有多少大家可想而知，它代表着效率，效率的持续提升是要时间的，所以整个“收入”的增速一定是下降的。在收入增速下降的前提下，根据我们刚才谈的72法则，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里，换一代人的时间一定会开始延长，所以这波牛市大家一定要珍惜，因为再往前走，这个延长期太长，这是我去年的推论。

　　为什么大家都不能理解股市的行情？我们平常在讨论泡沫时只说到股票和房地产，很少说到其他领域，原因在哪里？房地产跟股市的价格始终只是边际定价，不是总价格。因为它是边际定价，别看它的市值很大，但它的实际价格也不一定很高，房地产也是这样，所以当它计算价格时，它的泡沫可以超越你的想象，这是与我们用平常的整体价格来估值完全不一样的。股票始终是边际定价，再怎么涨也是边际定价，跌下来也是边际定价，跌过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它表现的是“吉芬现象”，股票市场价格越高的时候需求越大，所以它跟经济学上的普通供求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因素可以导致行情失控，泡沫越演越烈是可以推导的。大家说牛市两难就在这里。

　　最后跟大家说点忧患意识。我看过很多书，研究过大部分股市泡沫，发现世界上任何一拨牛市结束，泡沫破灭的时候，最低跌幅没有低于70%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漫步华尔街》提到的所有蓝筹股的最低跌幅是86%，这就是忧患意识。当市场结束时，即便到过10000点，我们能不能留住4000点，我不知道，希望大家在整个过程中能够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