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农商行应深耕“三农小微”求生

　　整体净利润到年底预计减少30%，已有参股民营资本开始选择退出

　　湖北大冶部分农商行因“量小好调头”成为发展样本。然而，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推进，县市农商行躺在政策温床上数钱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11月19日，湖北一县级农商行副行长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经济下行、电商下乡、邮储银行等夺食，县级农商行的生存压力徒增，民营资本已有撤出之意。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长董登新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农商行并未在农村真正“沉”下去，在城市又无法与大行竞争，其尴尬的处境亟需改变。在他看来，寻找新的着力点才是县市农商行的出路。

　　11月20日，一名银行业人士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县市农商行要定位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充分发挥人缘、地缘优势，扬长避短，依然会有所作为。

　　抢滩城市市场无功而返

　　就在全国各地县市农商行纷纷推进股改之时，农商行发展的疲态已经显露。

　　11月19日，湖北一县级农商行副行长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去年底以来，央行多次出台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农商行向三农、小微发放的贷款增加了约20%，但不良贷款规模截至三季度末也同比增长了50%。同时，农商行净利润也大幅缩水，预计到年底，净利润同比会减少30%。

　　这名副行长介绍，今年初以来，大量金融公司延伸至县市，抢夺客户，邮储银行、村镇银行也积极在农村布局，农商行的资金成本被推高。而互联网金融的普惠也惠及了农村，一些农村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不再将钱汇回老家存储，改为投资互联网金融。

　　长江商报记者了解到，曾有县市农商行试图将主要阵地放在县城，但因县城金融机构多，竞争更为激烈，无奈再次返回农村。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农商行在城市布局网点是两端不占优，在农村没有真正沉下去，不能做到对农户的存贷及理财、消费需求心中有数，在城市面对五大行、股份制银行的竞争，也缺乏优势。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县市农商行之所以不能全身心扎根农村而试图抢食城市市场，主要是利率市场化基本实施，利差收窄。目前，在农村的金融市场中，农商行的核心业务为存贷业务，利率市场化大幅挤压了农商行利润。

　　此外，农村金融的点多、面广、战线长，笔数巨大，但单笔资金数额小，贷款成本较高。此外，一些乡镇企业资产质量差，财务制度不健全，信用观念不强，也是一些农商行试图转型县城业务的重要原因。

　　“人才、技术及资金都是发展瓶颈。”上述农商行副行长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县级农商行改制时间短，没有资本、资源沉淀，不少民营资本股东注重利润，对投入较为谨慎，而要想到城市去逐鹿，人才、技术和资金是不可或缺的。

　　农商行的股改之路

　　更名农商行的农信社，经历了多轮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冀志斌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信社就诞生了，1979年，农行恢复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其下设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农信社逐渐从农行分离出来，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

　　2003年，农信社改革再次启动，涉及农信社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及国家帮扶信用社等，率先在浙江等8个省试点。次年8月，试点地区扩大到2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8月，农信社改革完成，新的农信社经营管理体制框架在全国建立。

　　长江商报记者了解到，此轮改革后，农信社主要出现了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和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在全国，大部分省份成立了省级信用联社。

　　一名农商行人士介绍，2007年起，随着省级信用联社组建成立后，各地市、县的农信社也开始改革，主要的仍是选择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模式，产权方面也是混合产权。一般情况下，各级政府是主要出资方，吸纳民间资本进入，但在监管方面，仍接受政府指导。

　　上述农商行人士称，农商行进行股改前，主要出资方是地方政府及国资控股企业，股改时，大量民营资本参与，这才出现了民营企业成为农商行主要股东，实现了监管与产权分离。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已有402家由农村商业银行改制组建的农村银行机构，其中农村商业银行212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

　　转型亟需压缩成本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农商行的转型也迫在眉睫。

　　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曾经热衷于参股农商行的民营资本开始退出。长江商报记者查询发现，已有不少农商行股东在挂牌出让股权。上月，安徽太湖农商行第一大单一股东上海徐浦标准件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的9.96%股权，挂牌价1.2亿元。

　　对此，一名券商人士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一方面，可能是股东不看好农商行未来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可能是股东融资需要。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农商行股权安排，毕竟农商行股权过于分散，未来上市将会受阻。

　　有学者撰文指出，不少农商行在业务结构、业务品种及盈利模式上非常单一，运营成本高、风险管控与发展不相匹配，加上人员素质和结构有待优化等，这些都是农商行快速发展的障碍。

　　董登新认为，随着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向农村渗透，这些轻资产、将小微金融作为竞争重点的新兴业态将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农商行要找准新的着力点，体现出地域和行业特色。在他看来，金融领域已经进入细分时代，在我国，小型的、社区型的金融机构欠缺，农行、邮储银行及民营银行都在向这方面发展，农商行依赖于其人缘地缘优势，亦可能大有可为。

　　正在为一家农商行做发展规划课题的冀志斌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农商行转型，首先要调整网点、压缩成本，其次要靠大数据挖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靠实体网点去完成金融链条最后一公里意义不大。至于深入社区推行定制化特色服务，他认为这是有前提的，如果客户为富豪级、业务量巨大，或者客户数量巨大、可批量生产，才可以降低成本，否则没有实际意义。

　　一名银行业人士则称，农商行仍然要定位于三农、小微，真正扎根农村，充分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创新产品和服务，扬长避短，依然会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