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可林 摄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

　　■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

　　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到“小微企业”，从产业指向、融资方式、税收政策及简政放权等多个方面强调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也明确，优化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管理，采取续贷提前审批、设立循环贷款等方式，提高贷款审批发放效率。同时，研究对小微企业贷款实行差别化监管要求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融十条”），提出了十方面的措施，将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一行三会”等多部门，要求金融部门采取综合措施缓解企业成本高的问题。

　　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但融资难的问题似乎并未得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到底在何处，政策还需哪些组合拳？

　　融资难症结何在

　　《国际金融报》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董登新：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世界通病，基本无解。因为银行贷款的惟一门槛是“抵押物”，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死亡率高，抵押品短缺，因此，中小微企业贷款难基本上是无解的。

　　事实上，大银行服务于大企业，小银行服务于小企业，这是成本与收益的对称。不过，中国只有大银行，没有小银行，更何况，银行贷款并非万能，它须保障存款人利益。银行贷款不可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然而，小微企业“融资难”却是可以解决的。

　　孙立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出在借贷双方。从贷款方银行体系来看，用大银行体制来做中小企业贷款，从成本和经营模式来看都是不匹配的。从借款方中小企业来看，中小企业在诚信、盈利能力和抵押品方面存在问题，在大银行经营模式下，这三个方面的脆弱性非常明显。

　　赵锡军：从根本来说，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资金供求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全球有目共睹，经济发展太快，每年、每天、每时、每刻都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数不胜数的人去创办企业，中小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而这些企业都需要资金。可是，在资金供给方面，主要的渠道来自存款，也就是银行，但如今一方面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速不匹配，另一方面，银行吸收存款遭遇理财产品的分流，这些因素都使得主要的资金供给渠道受到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供求矛盾的加剧，很多套利行为产生。打着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旗号，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涌现，无形中增加了融资环节，拉长了融资链条。不仅抬升了融资成本，还加大了融资风险。

　　鲁政委：对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大多归结为银行的问题，是不是说银行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所有的问题，应该不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金融体系的问题，中间融资的业态不止银行一种，还包括私募股权投资（PE）、上市、发债等。如果按风险从高到低来排列这些金融机构，最高风险是PE/VC，最低风险是银行。风险最高的是小企业，风险最低的是大企业。而现在让承担低风险的银行和高风险的中小企业嫁接，强扭的瓜一定会有问题。

　　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融资难的问题，企业为何要融资，就是因为目前不盈利？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让企业能够挣到钱？

　　“融十条”是积极信号

　　《国际金融报》记者：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推广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提高等政策，而“融十条”的核心是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这一政策和过去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形成的“组合拳”，能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立坚：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都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不能割裂的问题，融资渠道不通畅进而导致融资成本上升。此次“融十条”虽然表面来看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核心，但也提及丰富融资渠道的问题。比如，一方面是推动落实新的融资形式，如优先股；另一方面是调整存款的统计规则，把部分同业存款口径调整为一般性存款，这对于银行负债管理会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大力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赵锡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每一次出台的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与过去相比，此次出台的政策更加有针对性、具体化和细化。比如，产业信贷政策可能进一步细化优化，更加重视对企业自身基本情况的风险考量，引导银行对产能过剩行业中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鲁政委：“融十条”是今年以来本届政府注重抓落实的常态化举措。与常见的官方文件不同，“融十条”在文末提出“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

　　很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此前的举措仅仅是缓解短期问题的办法，而长期还得依靠“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改革，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意味着，当前措施更多是在“为改革买时间”。

　　董登新：在当前“保持定力”的货币政策大背景下，一方面，必须控制银行新增贷款的过快增长，以此倒逼银行盘活信贷资产存量，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提高信贷资金投放效率；另一方面，针对目前只有大银行、没有小银行的窘状，必须大力发展小银行和社区银行，本着“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规则，加大小银行对小企业的信贷服务。

　　但在“保持定力”的货币政策下，银行贷款的过快增长将受到明显抑制，这势必为直接融资大发展、大扩容提供重大机遇和难得机会。做大做强直接融资，天然地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解决企业融资贵紧密相关。

　　打通直接融资渠道

　　《国际金融报》记者：从融资渠道的角度来看，我国市场上债券融资主要倾向于一些大型企业，而刚刚起步的场外市场则方兴未艾，怎样看待直接融资市场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的作用？

　　董登新：从企业成长周期来看，处在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其融资模式与融资手段是不同的，不可能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找银行。

　　在小微企业初创阶段，银行没有资格拿存款人的利益去赌，这时，惟一可行的融资方式就是西方人讲的3F——创业者(Founder)、家庭(Family)、朋友(Friend)。

　　在企业成长阶段，不仅PE/VC可以进来，而且还能到场外市场挂牌，甚至去场内市场IPO。当然，这样的企业也很容易从银行获得优质贷款。

　　在企业成熟阶段，不仅可以获得银行最廉价的大客户贷款，而且可以IPO，更可以发行低成本公司债。

　　政府不应该强行要求银行放贷给小微企业，而是应该通过金融创新，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将民间资本导入正途，为小微企业提供广泛、便利的直接融资渠道。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当今，我国庞大的银行业的无度扩张已明显受到遏制，在此情形下，如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通直接融资渠道，为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利的融资解决方案，已变得更加紧迫。

　　由此可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不能仅仅依靠银行，而是重在构建开放、高效、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既包括股权融资，也包括债权融资；既包括场内市场，也包括场外市场和私募市场；既包括现货市场，也包括金融衍生品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场外市场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新三板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三板吸引一批优秀中小企业去挂牌；一方面，为其寻找战略投资者提供机会；另一方面，提供股权转让、融资等功能，促进其发展。

　　此外，从更高层次来看，新三板能够创业、创新。实现同业整合、资源并购，大大提高资金使用和企业运营的效率。

　　孙立坚：融资难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现阶段企业不盈利。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转型期，以前经济发展靠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发展，以工厂资产、储蓄等做抵押，靠银行单一的服务模式，就能实现产值，解决就业；现在，这种发展模式遇到产能过剩、外需不足、内需仍需要培育的困境，因此需要进行转型，但目前在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还存在滞后性，金融服务模式还是产业金融模式，做服务贸易、研发的小微企业等，通过获得银行贷款比较困难。因此，需要能够承担高风险，满足创新发展转型需要的融资平台，需要发展直接金融，中国经济转型对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百姓不太愿意把钱放在银行，而是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如果不发展直接金融体系，灰色金融体系会替代直接金融，使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一方面要疏导，引导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百姓理财需求，如“新国九条”的各项措施就是要建立健康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堵住，要杜绝不受监管、借新还旧的融资方式，加强对灰色金融的监管。

　　赵锡军：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应仅为国内企业融资，还应从全方位为全社会实现资本资源配置，包括依靠国内外两个市场、动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对于不同层次的投融资规模、工具、期限、风险，资本市场应有多元的、全方位的、横跨境内外的安排。

　　多渠道降融资成本

　　《国际金融报》记者：“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成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经济因素又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自身因素又有金融问题，但有观点认为主要还是金融体制机制的问题。如何理解“融资难、融资贵”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

　　董登新：在现有体制下，国有银行、上市公司融资很容易拿到，大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贷款融资是饱和的，而中小企业却非常弱势。

　　中国和美国金融体系是不一样的，中国是银行主导型，美国是市场主导型；中国单一依赖银行，银行越做越强势；在美国，银行是传统行业。

　　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从制度层面上“做手术”。中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这不是口号，真的要朝这方面走。如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是解决多渠道投资融资的基础平台；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最后，中国必须最终走向利率市场化，加快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全部金融资源。

　　鲁政委：人民币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如果拿不同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观察，以现在和十年前相比，如果把金融和地产剔除出去，我们发现十年前不同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然而十年之后的差别已经非常大，从早期的最高和最低的只差10个百分点，到现在差35个百分点。那么，如果资产负债率从低往高来看，我们会发现，凡是可贸易程度低的行业，资产负债率都更低，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资产负债率都更高。

　　目前的经济状态是可贸易程度高的企业（主要是第二产业）普遍盈利困难，而可贸易程度低的企业（主要是服务业）则景气状况相对较好。由此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已成为制约企业盈利的关键因素。

　　目前来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是减税、降息、调低人力成本等，但这会相应地影响到财政收入、银行利润以及就业率，相对来看，利用汇率来实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修正人民币汇率高估是让目前企业脱困最为重要的一环。而遗憾的是，这一点似乎在着力缓解融资贵的一揽子方案中被忽略了。

　　赵锡军：融资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资金的供求关系，而利率市场化则使市场竞争中的价格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市场可能会出现分化，如经营状况良好、信用度高的贷款户融资成本可能会降低，反之融资成本则会升高。从资金供需的角度来看，在国内资金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开始推动跨境资金流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提速。

　　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惟一目标，“大干快上”了很多项目，没有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如今，需要重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来扭转产能过剩的局面。中长期而言，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调整金融市场结构，使金融体系更高效地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首先，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让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配置资金。目前，我国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托市场、民间融资市场等融资渠道分立，降低了市场的效率，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必须有效打通各层次市场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