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牢狱之灾的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最近发表了一个自述：民营企业家做大了就被抓，上市等于坐牢。这惊动了不少人。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贪官的被抓，一批相关联的企业家也相继倒下，这引发了不少反思。“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柳传志最近在小范围座谈时说的一席话，引发了一场风波。

　　人身权和财产权缺乏保障

　　从最近的几个案例来看，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并不是最差的待遇，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之下，企业家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缺乏保障才是最大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由于资金链紧张，很多企业家涉足于集资活动。在发生集资户挤兑或者聚众闹事时，只要企业主还不起借款，就往往被政府以“非法集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集资诈骗罪”定罪。

　　曾经的湘西企业家曾成杰最近被以“集资诈骗罪”执行死刑。有证据表明其资产大于债务，也就是本来不会给集资户造成重大损失的，但是地方政府未通过合法程序，即在关押曾成杰3个月之后强行低价处置其资产，资产价值从最初的评估报告23.8亿元，层层递减，最终以3.3亿元出让给湖南省政府下属的某国有企业，而关键的资产评估报告始终未公之于众，最终对集资户造成重大损失。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实地调查表明，曾成杰虽然涉足“非法集资”，但是并不构成诈骗。也就是说，曾成杰即便有罪，但罪不至死。但是，今年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事先居然未通知其家属。

　　同样的事件在湖南也上演。因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2010年，李途纯被抓捕，随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按李途纯的自述，在监狱中，肖文伟、文迪波五次逼他签字放弃太子奶所有民事权利，并明确说明要将太子奶无偿送给他们。凡李途纯拒绝一次，肖文伟即指使公安抓捕一个他的亲友。

　　种种的事件表明，问题的核心在于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之下，企业家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缺乏保障，企业家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才是关键。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追问也变得普遍，使得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心理不确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现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动仍在国内的，也纷纷办理海外绿卡以备可能出现的麻烦。对政治风向异常敏感的中国式企业家们，内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躁动!

　　转型社会中被迫高危

　　中国的企业家是否应该关心政治?如何谈政治?这应该从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进程谈起。

　　改革开放初，刚由计划经济放开市场时，私营工商业者曾经常面临“投机倒把罪”的指控。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从商”挣钱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会意识才普遍起来。

　　本世纪之初，中共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思想，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重庆、浙江和贵州进行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和张芝庭相继当选。这是中国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他们后来相继成为省级政协副主席。

　　短短20年内的同一代人，民营企业家由半合法的可疑边缘人群，成为被体制认可、分享一定治理权的社会进步群体。

　　站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企业家“谈不谈政治”的讨论，可能会有更丰富的认知。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注定了中国企业家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中国企业家出事的概率很高，让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人群。

　　自由裁量权最要命

　　那么，这些出事的企业家们都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从制度经济学来看，一个企业必须同时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在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

　　为什么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会不同?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以及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决定。其实还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这包含着两个方面：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按制度经济学来说，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被殉葬的那种企业家，都是在政治战略上走偏了出现问题的。

　　要懂政治，不要涉足政治

　　另外，对过往企业失败原因的大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的出事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那就自然缺乏商业精神，出事的企业家往往缺乏商业精神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政策法规。

　　如果想避免倾覆，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呢?

　　企业家不懂政治肯定是不行的。马云有一句话讲得十分到位，即：“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经济与政治从来就如影随形，中国的企业既是经济细胞，又是政治细胞。”

　　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案例：

　　有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到万向集团去视察，问鲁冠球要政策、要贷款，还是要项目?鲁冠球说，这些我都不要，我要看文件。此后省委机要室多了一个送文件的部门，鲁冠球也就有了一个看红头文件的特权。有人说老鲁太懂政治了。

　　曾被浙商疯狂热捧的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也说过：“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据说浙商有一个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

　　可见企业家必须懂政治，必须具体处理好和政治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跟政府部门的关系。冯仑曾经说过，企业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要热恋但不能同床”。就是说要尊重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但不要与政府做交易，不要靠官员挣大钱。

　　其次，处理好与政策法规之间的关系。不要犯傻，但要守法。企业不仅仅是做到不打劫越货，放火诈骗，这样的话对守法的理解过于狭隘。劳动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都是法，就连政府发的公告、通知、办法，也具有法的意义。

　　看来这句话很有背后的含义：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不要做政治家，也不要做艺术家，但企业家一定要懂政治，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