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对万达体育抱有很大期待。

　　2016年8月，王健林罕见的接受访谈节目的采访。他兴致高昂的说，“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体育产业。有句名言，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国家、地区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体育，足球篮球冰球橄榄球对抗性强，看的人热血沸腾。”

　　“中国的目标是十年内体育产业做到世界第一，我们规划了5万亿人民币。体育产业能赚钱，还能赚大钱。” 相比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词，人们只记住了他当时的一句“名言”：先定个小目标，挣它一个亿。

　　采访时隔4个月后，王健林表达了自己对万达体育的期待。在一场体育产业论坛上，王健林称万达体育的“小目标”是“在2020年的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位数，或者几个10位数”。

　　结果是，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就在王健林对万达体育充满信心的2016年，公司录得净利润亏损2924.5万欧元。此后经年，万达体育始终未走出业绩萎靡的漩涡。

　　业绩疲软，起伏不定

　　万达体育自信满满的开启征途，路途却并不平坦。

　　9月9日，万达体育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成绩单，成绩并不理想。万达体育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营收同比下滑30%至2.838亿欧元；毛利润为1.044亿欧元，同比减少3.51%；经调整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5880万欧元，同比下滑超10%。

　　而这种下滑的态势或将持续。万达体育预计，公司2019年全年营收预期介于10.08亿欧元至10.7亿欧元之间，同比下滑5%至11%；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预计在1.67亿欧元到1.77亿欧元之间，同比下降9%至15%。

　　若将时间轴拉长，万达体育营收起伏不定的特点从已公开的数据中可窥一二。根据数据，万达体育在2016年-2018年的营收分别为8.77亿欧元、9.55亿欧元、11.29亿欧元，2019年预计最低达到10.08亿欧元。若据此计算，2017至2019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8.89%、18.22%、-10.72%。

　　资深专家薛建雄直言，“现在外部经济环境承压，这种成长转折型公司业绩自然还会下滑。说白了，没有自己的直播平台，业绩波动性就太大。”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万达体育归结于受周期性体育项目的影响。万达体育业务分为大众参与业务，观众体育业务以及数字、生产、运动解决方案业务（DPSS业务）三大板块。其中，作为万达体育营收增长主力的DPSS业务，受大型赛事影响颇深。

　　数据显示，由于缺乏大型赛事加持，2019年一季度，万达体育DPSS业务同比下滑39.83%至2148万欧元；在二季度，这一数据下滑更加迅速，同比下滑70%至5480万欧元。

　　中银国际在研报中指出，全球体育市场持续增长且大小年现象明显，偶数年份增速更高。且由于国际足联世界杯和欧联杯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以及奥运会在偶数年内举办，该行业在偶数年内呈现出较高的增长率。

　　究竟如何规避体育赛事带来的周期性影响，进而保证公司业绩长效、稳定的增长，万达体育显然也没有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股价低迷，负债堪忧

　　尽管背靠万达集团这颗大树，成绩不达标的万达体育在资本市场依旧举步维艰。

　　上市前夕，万达体育的困境已显露端倪。在价格方面，每股发行价由12-15美元下调至9美元-11美元，再下调为8美元。同时，万达体育接连收缩发行规模，将发行数从3333.33万份ADS下调至2800万股，再降为2380万份，并取消老股出售。

　　历经一波三折，万达体育于2019年7月26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王健林并未到场。遭遇市场冷遇的万达体育，上市当日即破发。万达体育开盘价仅为6.20美元/股，较发行价下跌22.5%。开盘后，股价一路下挫，截至当日收盘，股价较发行价下跌35.50%，报收5.16美元/股。

　　这种不利的开局一直延续至今。新地产统计发现，万达体育历史最高价仅为6.24美元/股，最低价则为3.54美元/股。自万达体育上市至今，公司股价长期处于发行价以下，从未突破。

　　对此，薛建雄认为，“万达体育在经济下行初期上市，尽管上市时打折，但企业自身经营比较困难，业务在调整，股市环境也不好，资金比较保守，股价下滑在所难免。如果公司能把营收搞上去，利润会越来越多，股价才会上去。”

　　投资者“不买账”的背后，的确不乏企业难以持续稳定增长的业绩、财务中的隐患等原因。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是万达体育的一大痛点。2017-2019年6月30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03.29%、100.48%、82.96%。这一负债水平，堪比以高杠杆著称的房地产行业。

　　不仅如此，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也在不断攀升。截至今年6月30，万达体育有息负债总额高达10.1亿欧元，较2018年底的5.61亿欧元激增80.04%。在万达体育的高负债中，还隐藏着另一大隐患——有息负债占比过高，用以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长期处于1以下，债务结构不够合理。截至2019年6月30日，企业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高达61.36%。同期，企业流动比率为0.70，速动比率为0.69。

　　资金承压的万达体育对资金的渴望在上市前夕便显露无疑。万达体育集团总裁杨恒明表示，上市之后，相当一部分募资将用于减轻债务，让融资负债水平回归健康。不过，万达体育仅募得资金1.9亿美元，仅占此前预估最高融资额5.75亿美元的33.04%。对于高达10亿欧元的负债而言，1.9亿美元的融资只是“杯水车薪”。

　　不过，在薛建雄看来，“如果企业没有用募得的资金偿还过往的融资，那也是会快速投资亏掉。那样的话，财报会更难看。”

　　值得警惕的是，债务激增之下，万达体育的资产结构却存在很大风险。难以变现的商誉和净无形资产在总资产占比很高。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的商誉和净无形资产价值为12.52亿欧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63.10%。

　　在财经评论员严跃进看来，公司的商誉和无形资产的占比较高，往往容易引起投资者的质疑。“公司商誉方面的资产占比较高，往往面临商誉减值等风险。虽然体育类企业确实强调了商誉经营的导向，但从上市企业等经营角度看，更需要强化具体的项目经营收入等，这样反过来才能确保商誉价值的稳定。”

　　作为体育行业的先行者，万达体育没有“吃到螃蟹”，反而在资本市场愈见衰落。这艘航船究竟能否承担起王健林“体育王国”的梦想，尚不得而知。

　　“外行人”入局，困境何解？

　　或许为了挽救万达体育过于颓势的局面，万达体育近期毫无预兆的进行了一场人事变动。

　　万达体育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盈方集团、世界铁人公司、万达体育中国公司，本次出现人事变动的是万达体育中国公司。9月6日晚，万达体育发布公告称，万达体育中国区CEO杨东为因个人原因离任，并离开公司董事会。

　　杨东为于2016年出任万达体育中国区CEO，此前是NBA中国负责商业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杨东为被王健林赋予了探索中国区体育盈利新路径的使命。在2017年的万达年会上，王健林便点名杨东为，要求“要把体育搞好，发展起来”。

　　然而，在长达三年半的职业经历中，杨东为尽管为万达体育赛事IP落地中国付出了努力，但破解盈利难题、提升中国区的业绩的使命最终以失败告终。截至目前，公司95%的营收仍然来自海外市场。

　　对于来自万达宝贝王集团的接任者高益民而言，面临的挑战也不轻松。王健林对万达体育的盈利水平有相当大的野心。2016年12月，王健林在一场体育产业论坛上表示，“既然叫体育产业，盈利就是公司的最主要目标”。他对万达体育的规划是“在2020年的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位数，或者几个10位数”。

　　现实却与王健林对万达体育的规划背道而驰。公开数据显示，万达体育2016年-2018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2924.5万欧元、7879.2万欧元、5401.2万欧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592.9万欧元，若综合上半年低迷的业绩来看，全年净利润表现极有可能被拖累。就万达体育的整体表现来看，距离王健林喊出的“10位数”盈利“小目标”，还十分遥远。

　　从高益民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育行业“外行人”。如何根据王健林提出的“通过体育产业把旅游等相关产业做得更大”的要求，将万达体育与万达文旅等资源进行有机结合，破解盈利困局，如今已经摆在了高益民面前。

　　对高益民而言，如何搀扶着这个蹒跚起步的企业学会独立行走，再快速奔跑，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有人说，在一场马拉松中，你的起点高也好，你的提速快也好，但结果比较的是谁能坚持到最远。而万达体育究竟能坚持多远，时间将会见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