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

　　2019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释放多个开放重磅信号。

　　在涉及金融领域方面，李克强表示，中国将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资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正在加快推进，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大幅扩大，对外资证券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业务范围不再单独设限，征信、信用评级服务、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的准入限制大幅放宽。我们将进一步便利外商投资企业举办创业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完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完善相关政策，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和交易中国债券创造更便利的条件。

　　近日，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在博鳌论坛现场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放程度的再提升意味着我国金融业已经进入到深度开放时期，而各个行业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明确也向外资机构释放了十分积极的信号。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号，已经得到了海外金融机构的广泛响应。据何大勇介绍，波士顿咨询集团已经接到了大量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问询，关于如何参与中国市场的开放进程，从事什么样的业务等。

　　金融业开放不是“狼来了”

　　相较于过去保护性的、有限度的开放，2018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显著提速。

　　“去年中国进行的金融改革开放，是我从业以来见到的步子最大的一年。”何大勇表示，“改革力度最大的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包括金融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限制等。”

　　2018年，中国官方公布金融领域开放的“11+1”项具体措施，着重解决此前开放中遗留的部分问题，包括金融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限制，进一步推进“管道式”开放制度安排等。

　　大幅放宽外资进入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等金融行业的投资比例限制。其中，银行业“一放到底”，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将在三年或五年之后“一放到底”。

　　“从已经出台和落地的政策来看，‘11+1’项开放措施大多也已经完成，目前正式进入金融改革加速期。”何大勇表示。

　　但何大勇同时强调，在中国金融业“开门”的同时，一定要把握节奏和力度，必须要防范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金融业开放不等同于金融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金融领域“开门”正在进行，如何“开”，以什么节奏“开”，仍是目前进一步开放中谨慎探索的问题。

　　对此，何大勇建议，要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力度，以开放促竞争；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要稳妥有序推进，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谨防部分领域开放过快而相关配套机制没有跟上，从而影响金融稳定；此外，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完善及结构性改革，配合宏观审慎监管、监管机构协调，防止风险跨行业传染，进一步加快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处理现存金融结构性问题，防止金融开放放大金融扭曲，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业的开放短期内可能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但长期来看，金融业开放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也将助推金融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其实从WTO之后就一直说‘狼来了’，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得一直不错，金融机构发展得也都不错。”

　　何大勇表示，更多的外资机构进入，不排除一批之前不合规的机构会受到冲击。但目前来讲，大部分的行业中，外资在中国的占比还是比较低的，因此整体来讲，即使外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整体金融体系的冲击依旧有限。“外资的进入，在三至五年内，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

　　“相反，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在应对这些风险时，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债务违约、不良贷款激增、消费金融里面的一些不良率上升等，这是国内很多金融机构在未来几年内存在的不确定性”。

　　“如果放长期看，可能是三至五年之后，才会对市场会造成一些冲击。但整体来讲冲击不大，更多是会集中在某些行业，比如资产管理，目前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还是处在发展初期，这种情况下，外资资产管理机构如果很有竞争力，可能会对市场会造成冲击。不过像成熟的行业，银行、保险业，受到的冲击就会比较有限。”

　　但总体来看，何大勇对于进一步开放金融行业的态度乐观。他认为，进一步开放，有利于帮助国内的监管、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此外，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会带来行业专长、市场经验等，外资金融机构在某些行业里，如资产管理、健康险、财富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些类型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帮助这些类型改进提升。与此同时，更多的机构进入，对于很多的客户群市场而言能够提供有益的补充，以及更加良性的竞争。

　　更愿寻求互联网公司合作

　　目前，波士顿咨询集团已经接到了大量问询，都是关于在中国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如何参与、从事什么样的业务等。

　　目前问询的企业以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何大勇的观察，过去主要来华寻求国企或者是金融机构合作的外资金融机构，现在更愿意寻求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外资机构看中了互联网公司对于客户的理解，客户量以及大数据，他们也想通过跟互联网公司合作，了解中国互联网巨头的一些做法，可能对于他们在本国市场的一些业务，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业务会有一些帮助”。

　　何大勇建议，面对我国扩大外资开放的政策机遇，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需快速打造符合中国金融环境的合规能力，完成合规申请步骤；顺应中国政府顶层战略，关注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重点区域战略，以及加快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重点产业战略，明确在华发展战略；此外，结合中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建立差异化的业务布局，如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

　　而应对改革变革，内资机构应在时间表内积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创新能力，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啃最难啃的骨头”，并相应培育竞争优势。

　　中美金融合作仍有拓展空间

　　两会期间，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中美双边是完全能够达成一致的，虽然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问题不是太大。

　　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如何与美国进行交流与合作？

　　何大勇曾经在某中资银行的纽约分行工作，对于中美金融领域的交往有切身体会。

　　“当时，我们在美国经营的时候，很多年很难设立一个分支行。审批的时间也非常漫长。其次就是美国的监管规则等，也都需要适应。双方需要很多的磨合和了解，需要熟悉双方的监管规则的人才，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于中美金融合作，何大勇认为，首先，中国银行业与美国银行业应努力达成双向对等开放，如果是不对等的开放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美国目前在中国有10家分行、4家法人机构、50家网点、60家经营机构，经济效益良好。而中国目前在美国只有10家经营机构，差别较大，加之还有一些业务平等、业务资质上存在差距。

　　第二，积极进行战略性的深度合作，如此前美国银行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花旗银行入股广发银行；摩根大通已经申请新设控股合资公司，并计划未来数年内将持股比例增至100%。战略性深入合作有助于双方取长补短，实现“1+1>2”的效果。

　　第三，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注重学习借鉴美国先进的监管经验和标准，加强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监管机构交流合作，确保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