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治理:“关键之年”的谋篇布局
张锐
敲定稳金融的总体基调,瞄准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激活金融政策的托举能量,放宽金融对外开放的市场口径……作为2019年全国两会的重要主题,高瞻远瞩的金融运筹方略洋溢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鞭辟入里的金融改革灼见沉淀在与会代表的建议之上,流光溢彩的金融创新理念表露在参政议政的火热激情之内。聚民智,寻大同,定国策。一副大国金融治理图谱正沿着“关键之年”的时序年表清晰铺展开来。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过去一年,管理层矢志不移地寻求着破解企业,尤其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路径与手段,并且产生了一定成效。如去年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同比增长2.3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70多个基点,贷款利率也顺势下行等。
但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看短期市场表现,须看是否形成必要的常规性体制与条件。为此,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必须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与降低贷款成本,同时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在央行行长易刚看来,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特别是贷款利率里面,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
据此,易刚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第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必须强调的是,围绕着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标的设定与改革的发动固然重要,但同时需要稳定成熟的系统化外部支持条件,比如为企业减税等财税政策的策应,发挥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的支持作用等。更为重要的是,针对银企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不精准等痛点,要探索利用神经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提升信贷服务效率。不过,金融信贷资源非常有限,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防止盲目批贷与突击放贷,以免落入不可知的金融风险陷阱。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观察发现,作为宏观政策的核心内容,稳健型货币政策其实在我国已经推行了9年之久,其间有“松紧适度”或者“保持中性”等关联词的搭配,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们最终讨论形成的结论中,直接使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表述。对此,易刚的解释是,稳健不提中性更简洁,而且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同样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取向。
首先,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包含着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和“不搞大水漫灌”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为货币政策要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比较发现,目前作为价格调节手段的金融机构准备金率,我国为12%左右,而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达到了18%。因此,国内降准还有一定的空间,而且针对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需要,今年还会有1到2次的降准动作。
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涵盖着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的内容,目标是有效稳定整个社会的宏观杠杆率:一方面要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供给的松紧适度;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好利率的上行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异动,而维系这样的均衡,必须是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大体与名义GDP增速保持一致。
第三,稳健的货币政策包含着信贷结构要更加优化的要求,重点是加强对民企小微的融资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积极有效
大规模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是今年财政政策创造的最大红利。据财政部测算,包括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从现行的16%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从现行的10%降至9%,同时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事实,全年减税额度将达1.6万亿;再加上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降至16%以及失业保险费率的降低,又可产生约4000亿元减费规模,至此,2019年减税降费总额将近2万亿元,相比于2018年的8000亿元,减税降费增加150%。
无疑,减税降费给财政收入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为此,2019年财政赤字率上浮到2.8%,比2018年预算高0.2 %,财政赤字2.76 万亿元,较2018年预算增加3800亿元。必须指出的是,如此小幅提升财政赤字率既符合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状况,同时可以收到多方面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效果。其中,新产生的财政增量资金不仅可以通过政府投资直接拉动需求,还可以带动社会商业投资从而形成“乘数效应”。另外,横向比较发现,美国今年的赤字率为4.5%,日本为4.4%,欧元区为3.4%。对比之下,我国财政赤字率历来要比其他经济体低得多。同时,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率为36.2%,距离60%的国际警戒线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财政赤字率的适度提高并不会产生偿债风险。
其实,避免赤字率上升引发过高风险的关键不仅在于控制债务率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债务所对应的投资须真正发挥作用,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为此,赤字率提高形成的债务杠杆应主要分配给中央财政,即扩大国债的发行量。当然特别要注意的是,无论中央政府的加杠杆,还是地方政府的加杠杆,都应当以持续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并始终优先锚住民生工程的强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良和先导产业的扶持等投资重点。
金融开放进入快道
本着“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取向,从不断放大QFII和RQFII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数量与规模,到推出沪港通、深港通与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再到人民币跻身国际储备货币前五的行列,我国金融开放的尺度与空间日益加大;不仅如此,今年还将进入中国政府提出的金融市场开放11项具体措施的密集兑现期。正因如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并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在这条法规的导向下,作为我国资本项目中的重要项目之一,FDI(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量规模无疑将持续显著扩充,同时作为资本项目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项目,金融市场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口径也将进一步扩大。
人民币汇率改革无疑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核心主题。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市场作用机制越来越明显,而且有了衍生产品、套期保值、远期等各种金融工具的应用,无论是企业还普通民众,对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越来越习惯。不仅如此,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表现也相对稳定得多。不过,人民币目前的汇率状态与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还存在差距,因此,如何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将是管理层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马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