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制度再改革 港交所雄心勃勃

　　[摘要] 港交所将在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制度安排，包括简化首次公开招股程序、缩短首次公开招股结算周期(T+5)等。

　　时代周报记者 黄嘉祥 发自香港、深圳

　　“《战略规划2019–2021》（以下简称“规划”）也许是香港交易所近年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立志。”2月28日，在香港交易所集团（00388.HK；以下简称“港交所”）公布未来三年战略规划之后，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当天的博客中总结道。

　　根据规划，港交所的新愿景和目标，是成为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连接中国与世界。就在规划出炉的前一天，港交所发布了2018年全年业绩报告，收入和净利润创下历史新高，2018年录得收入159亿港元，同比上升20%，税后溢利93亿港元，上升26%；全年IPO市场迎来218家新公司，共集资2880亿港元，位居全球榜首。

　　在港股市场经历辉煌的同时，A股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2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主要制度规则正式发布，筹备了3个多月的科创板正式开闸。

　　内地科创板的崛起加大了港交所的竞争压力。根据规划，港交所未来三年也将在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IPO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两地市场的关系也越发紧密，进一步深化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也成为港交所未来三年的重要方向。不过，港交所提出的“商品通”和“新股通”多年来迟迟无法落地，在互联互动方面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待着港交所和李小加。

　　优化IPO制度

　　这是李小加担任港交所行政总裁10年后拿出的第4份三年战略规划。正如李小加所言，规划与之前的三份战略规划一脉相承，其中在上市发行制度方面极大地承袭了港交所2018年的改革基因。

　　2018年，港交所推行了香港市场2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制度改革。新制定的《上市规则》新增内容包括容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来港上市，以及新设便利第二上市渠道接纳大中华及海外公司将香港作为第二上市的地点。

　　受惠于改革政策落地，港交所上演了一场新经济公司集体IPO盛宴，全年IPO市场迎来218家新公司，共集资2880亿港元，位居2018年全球交易所榜首，也是十来年第六次称冠。

　　硬币的另一面是，港股资本市场在2018年也经历了一股破发潮。数据显示，2018年港股破发率70.4%，美图、阅文集团、小米、美团点评等明星新经济企业都跌破发行价。

　　新经济公司发行新股估值倍数偏高，也引发了市场对香港的新股发行机制是否存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讨论。李小加坦承，香港新股发行制度的某些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股定价中的作用。此外，香港新股发行T+5的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股定价针对市场的迅速反应能力。

　　此次规划对此给出了优化方案，港交所将在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制度安排，包括简化首次公开招股程序、缩短首次公开招股结算周期(T+5)等。

　　涵淞控股董事长陈新立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港交所未来三年在简化IPO程序、缩短IPO计算周期等方面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吸引内地和其他国家企业来港上市，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应对科创板未来竞争的策略，以巩固香港的金融地位。

　　而为了吸引亚太区大型企业来港上市，港交所将与相关监管机构一同研究实施遥距参与者的安排，让亚太区的券商无需成为香港持牌中介即可向当地投资者提供香港市场的交易服务。

　　“香港目前的IPO结算周期太长，从路演、定价至上市几乎要两周，对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也上升，减少了认购IPO的热情。如果可以缩短IPO周期，有助改善认购气氛。”中泰国际（香港）策略分析师颜招骏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吸引亚太区大型企业来港上市并不是新措施，但似乎交投比较疏落及不受投资者注视。除非港交所能够找到亚太区业务吸引(如新经济或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公司上市，否则这个措施没有太大影响力。

　　竞争升级

　　在港交所优化IPO制度安排的背后，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是科创板的开闸。

　　与现行A股市场相比，科创板大幅提升了上市条件的包容度和适应性，不仅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还允许不同投票权架构的企业上市，且允许红筹和VIE架构企业上市。

　　据报道，一些内地准备赴港IPO的企业在科创板消息出来后，暂缓了赴港IPO的计划；与此同时，科创板的“首批名单”也成为市场热点话题。

　　2月27日，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表示，目前没有首批名单，按照科创板的定位和准入条件，以及这些企业自身的意愿，后备的科创板可以上市的企业数量还是比较适当的。从行业分布来看，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相对多一点。

　　“自小米、美团及部分生物科技公司在去年下半年上市后，香港已有一段时间未有新经济公司或同股不同权公司申请上市，有可能是公司因年结要更新会计账目推迟申请上市，但也有可能是公司管理层正在观望内地科创板的实际状况。”颜招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科创板采取了注册制等重大制度创新，效率更高，对科技公司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科创板的落地可能会对港交所产生一些挤出效应。

　　不过，科创板较高的上市门槛可能会让部分企业望而却步。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科创板设立初期会对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把控，并不会有很多的企业都可以在科创板上市，还是会有部分企业赴港上市。

　　“如果内地上市环境逐渐改善，包括科创板和注册制等一一落地，上市条件逐步放宽，相信内地企业可能会首选在A股上市。从目前落地的国内科创板生物制药公司上市企业标准来看，相比香港有宽松之处，国内生物制药企业首选科创板上市的概率会增加。”陈新立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准上市企业越来越多，在相当长的时期，会出现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共同繁荣的局面。

　　谈及与A股之间的竞争，李小加在《战略规划2019-2021》传媒简布会上表示，竞争永远都是问题，但都不是大问题。内地科创板的推出，将有助于把饼做大，香港的核心价值仍然在这里。

　　“由于有了沪深港通、债券通等投资渠道，我们也能从科创板中受益，因为投资者投资的标的拓宽了，资本市场的大饼不是一家交易所能独吃的，里面有的是机会。”李小加表示，港交所也会积极跟内地监管者沟通，积极将科创板上市公司纳入沪深港通标的，让投资者有更多的投资渠道，通过北向通去投资科创板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互联互通道阻且长

　　事实上，在推进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方面，李小加可谓不遗余力。自从他执掌港交所之后，香港金融市场在连接內地市场方面驶上了快车道。

　　2010年，李小加上任之后就公布了港交所《战略规划2010–2012》，“内地与国际”是他给港交所的两个定位。同年，李小加对港交所交易时间进行改革，推动港交所与内地交易所接轨，将香港股市开盘时间与A股同步。

　　此后，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的范围逐步扩大。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交易；两年之后，深港通正式开通；“债券通”于2017年正式开通，标准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入新阶段。

　　根据规划，未来三年，港交所的重点工作要优化沪深港通，将覆盖的产品逐步延伸至包括国际公司在内的更多股票、ETF、交易所上市债券（包括可换股债券）及新股发行市场（新股通）；并与内地监管机构探讨港股通下的股票借贷及容许北向通运用正常沽空机制等。

　　“这对两地交易所是正面利好的，如果互联互通机制能够扩大至ETF、债券、新股、期货等产品，整个市场流动性及市场深度便会大幅增加，利好投资者、企业及发行商。同时，互联互通机制能够不受中国外汇管制所限让内地资金投资全世界，也能够为内地引入活水，达至双赢。”颜招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不过，港交所在深化互联互通方面并非一路坦途。港交所在2016年发布的三年战略规划中就包含了“商品通”和“新股通”的规划，但两者至今均无法落地。

　　李小加表示，和内地发展商品通目前只是港交所的一厢情愿，但是“单相思”总会有爱情的一天，需要耐心等待。至于“新股通”，按照他的说法，“现在这仍处于一个概念阶段，仍在和内地监管机构讨论”。

　　“香港本来在商品通方面没有先天的优势。”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目前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在上海、大连等地方形成了相对优势，港交所要很努力才可能取得相应的成效。

　　潘向东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金融监管方面来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具有较为开放的投融资和监管政策；内地则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和金融监管体系，在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前提下，呈现审慎的金融监管理念。因此，港交所仍需要加强与内地监管机构的沟通，防范在金融发展融合中的金融风险。

　　“我们深知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励精图治，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因此肯定会有一些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敢想才能敢做，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李小加在博客中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