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曾令俊 发自广州
3月10日，周小川第13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出席全国两会记者会。
周小川戴着一块耐克运动手表，而不是此前“不知名”的金属手表，这被解读为他“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
在中国央行行长这个职位，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即使是一块手表，都影响着国内外市场的动向。
这是周小川在央行行长任上的第1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任最久的一位央行行长。
15年里，鲜花与荆棘并存。其间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发生了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汇率改革等重大内容；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负了“货币超发”的指责。但没有人否认周小川富有远见和成效的改革，美国前财长、高盛前CEO保尔森在《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将他称为中国“金融改革背后的军师”。
“两支足球队踢比赛，可能周小川自己想到前锋位置去管理市场，让各个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在货币的指引下投资和消费。但最后他被安排在守门员的位置上，既然已经处在这个位置上，他就不得不承担这个位置应承担的职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时代周报记者评价，周小川作为一个守门员做得非常好。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已过69岁的周小川身上担子未减。近日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监管机构改革依然保持现有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架构不变，但会通过更加强化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方式，央行将重新成为金融监管“大管家”。
更确切的消息，或将在已推迟的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公布。
至于讨论多年的周小川的继任者，目前仍是个未知数。
爱运动听歌剧的改革派
每年两会期间，周小川都是最受瞩目的人之一。
周小川一贯以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官员”形象出现，外界对其爱好自然也乐此不疲，于是熟知了他的羽毛球水平不低，“只需要国家队让四个球”，1980年代就学会打一手好网球，酷爱古典音乐、歌剧、百老汇以及电子产品。较为平民化的运动爱好，也被理解为“这位央行行长显示着自己同当代世界的接轨”。他甚至还在记者会上第一次回应了“人无贬基”这一网络热词。
接轨也意味着被误读的机会更少。
2010年3月4日下午，周小川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政协经济组驻地被一大拨记者围追堵截。他微笑着比了一个“六”的手势，意思是6日的发布会上再回答问题。但几分钟后，网上就传出“周小川暗示6月加息”的消息，甚至股市在尾盘时也向下跳了一跳。这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7年后的3月4日下午，周小川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组和农业组联组讨论。当时有媒体记者接二连三地向他抛出问题，周小川与之前一样会意地边笑边用手指比划着“10”这个数字，这一次，他明说“请大家10号来参加我的新闻发布会”。这一次，外界没有误解周小川的意思。
“周小川身上的标签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一个市场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评价道。
周小川的坚持改革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在很多人眼中，这位能讲流利英语的行长身上，有着深刻的学院派气息，与其说是一名高官，不如说是一位经济学家。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务院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周小川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一机构，最初是为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制定加紧配套改革方案所设的智囊机构，也是日后整体改革方案理论的根据地。
据说，在周小川的名片上只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等字样，这或许说明其一直以来淡化自己官员的身份。
但这并不妨碍他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价值》杂志将其排在2012年度全球金融界最具权势人物排行榜的第15位；《欧洲货币》将其评为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
“周行长身上很少有官僚主义作风，他不喜欢繁琐的流程，管得也不细，重点会管汇率等大问题。”一名已从央行退休的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人民币先生”是小看了周小川
金融改革从周小川任央行行长之后，就未停止过。
2002年底，周小川刚刚出任央行行长之时，日本就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风潮，美国随后加入，国际压力一触即发。一时间，国际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舆论氛围。
稳健的周小川经常面带笑容，向世界明确传达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声音的同时，也让人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充满了信心。
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决定对于中国持续经济转型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汇率改革在稳步推进。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周小川曾明确表态，“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在全球金融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的货币没有出问题，抵抗住了金融危机的挑战，游刃有余地运用好人民币升降机制。”前述央行退休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人民币先生”这个称呼是小看了周小川的能力。
15年间也并非一路“掌声”。“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变身为中国央行，并非是大家印象中的美联储或者欧洲央行。周小川不仅是中国央行的行长，还是全球的央行行长。”2012年4月，渣打集团的一份报告点燃公众的情绪。
2008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中国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周小川主政的央行，配合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9.6万亿元，创出近年贷款增量的最高纪录。这被普遍认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给通胀埋下隐患。
“对于周小川来说，这个四万亿政策就好像是对面的一个球穿过前锋后卫的防线已经来到球门前，周小川只好抱住这个球踢出去。”孙立坚比喻说，要明白中国央行和西方模式不一样的桎梏。
2013年3月的两会期间，周小川为200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作了辩护。“现在回头看，在经济开始复苏后，宽松货币政策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但也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当时国际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波三折，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判断和决策的难度都很大。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周小川当时说道。
“我一直认为，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的确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周小川是很光彩夺目，但人无完人，而且中国的央行和欧美的央行职责是不一样的。”3月16日，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银行业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中国金融改革巅峰之作
曾有一种比喻称，周小川像一位高尔夫球手：“儒雅的学者风度，穿着华贵的职业服装，拿着名贵的球杆，有众多绅士般训练有素的头上金光闪闪着的硕士、博士头衔级别的土、洋球童跟随，且挥杆击球的动作十分标准优美，但球去了哪里？”
这样的批评过于感性化。因为毫无疑问，周小川清楚知道“球去了哪里”。
周小川上任伊始，正值银行体系困顿之时。2000年前后的国有大行背负巨额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甚至被冠以“技术上破产”的定性。
从2003年开始，持续近十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被视为周小川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巅峰之作。
2002年底，周小川曾指出，国有银行处于亚健康状态—“有一些毛病，但总体而言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药或者保养，边工作边修理”。周小川带领的央行就充当了“在线修复”中国金融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的角色。
据2010年《财经》杂志报道，2003年5月19日，正值非典时期，周小川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拿出一份19页的打印PPT，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其中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和风险。正是这次汇报，拉开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最彻底改革的序幕，他也被保尔森称为“银行重组的设计师”。
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周小川创造性地提出以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的举措，这一举破除了国有银行资本严重不足的“死穴”。
“财政没钱，或者是财政不愿掏钱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有市场人士评价道。
2003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央汇金投资责任有限公司，明确汇金公司代表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并履行出资人职能。
当年年底，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和建行，从而启动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后来便进行了财务重组、处置不良资产、上市等步骤，具体操作中，实行“一行一策”。
如今多年过去了，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银行都已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先后成功上市。但上市，仅仅处于整个改革过程中前半阶段。
周小川曾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彻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官僚体制”，将其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未尽的使命
在周小川接掌的15年里，央行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负责金融监管职责。这意味着“央行在周小川上任之时成为了一家真正职能清晰、目标明确的央行”。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评论说道。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商业银行等职能于一身，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才逐渐将部分职能分离出来，这个过程被业内人士叫做：三类监管，四次分离。
改革到中途，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有分析认为，14年前从央行分拆出来的金融监管权力，很可能重回央行怀抱。在接下来的金融机构监管体制改革中，周小川以及央行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会更大。
据近日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监管机构改革依然保持现有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模式不变，但会通过更加强化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方式，实现央行的金融监管大管家地位。“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按照产品类型而不是机构类型实施功能监管。”这份文件中写道。
“为什么要听央行的话？”孙立坚对这一说法提出疑问，“一行三会”是一个平级的部门，互相之间的协调是很关键的，按照这个方案的话，部门之间会不会因为领导被领导，而出现效率低下的风险。
高层对此显然有考虑。根据文件的内容，央行可以向国务院提出相关改进意见，国务院可以责令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两会期间表示，过去的监管方式主要是以机构监管为主，也就是监管当局对机构设立、撤销、审慎经营进行管理；而“行为监管指的是，即便这个机构的牌照不是我发的，但是你做了我所管的功能方面的业务，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领取牌照”。
“中国实行分业金融、分业管理这么多年了，把监管机构从央行分出来，适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但是现在中国金融业已经是混业经营了，因此原来的管理模式显得分散了，所以呼吁改革。”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设置了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进行协调。但直到2015年股灾发生后，这一协调机制才再度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启动。
“此前的金融监管，出现了很多违背了初衷的结果，也出现了很多监管盲区。目前来看，大家普遍倾向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不动，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增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孙立坚说道，中国垂直的银行体系和监管模式改变，决定了继续走“一行三会”模式。
今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周小川说，两年多以前已经初步设置了一个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叫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且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现在还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在两会记者会的最后，面对没抢到发问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周小川连声说:“明年再问，明年再回答。”这也被外界预期为短期内，周小川还将继续掌舵央行。而至于最后结果如何，时间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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