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员工和一线员工的离职规模更加庞大，甚至经常演绎出“兄弟变对手”的商战故事
■本报记者 张 歆
草长莺飞之际，很多的应届毕业生刚刚拿到了进入梦寐以求的进入银行业的OFFER，然而，被他们视为职业楷模的很多银行家已经选择了离开。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上市银行的公告进行统计，在2015年年初至今年3月底的15个月时间内，已经有66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辞职，其中逾半数是上市银行高管，涉及岗位从行长、副行长到风险总监不等，可以说都是绝对资深的银行家。其中，兴业银行累计离职的“董监高”人数最多，达到了9位，与该行此前披露出来的“董监高”数量相比，占比达到了35%。
66位董监高“流失”
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又有两位上市银行行长（或副行长）宣布请辞：兴业银行时任董事、行长李仁杰因为任职年龄原因，提请辞去董事、行长职务；农业银行高管李振江因工作调整，辞去副行长职务。其中，李仁杰更是自2002年受聘任为兴业银行董事、行长，任职14年间，兴业银行资产总额与年实现净利润持续稳健增长，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质量等主要财务指标多年保持业内领先。
对于16家上市银行来说，类似的离任公告已经一而再、甚至再而数十次的出现。《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上市银行的公告进行统计，在2015年年初至今年3月底的15个月时间内，已经有66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辞职，其中逾半数是上市银行高管，涉及岗位从行长、副行长到风险总监不等，可以说都是绝对资深的银行家。
事实上，本报记者去年4月份已经独家关注到这一离职苗头，并于当时率先撰文“16家上市银行今年以来20位董监高辞任 支行长称不想再回银行”。从2015年4月底的20位，到去年7月底的30余位，再到目前的66位，银行家们出走的态势似乎并未刹车。
从具体数据来看，兴业银行累计离职的“董监高”人数最多，达到了9位，包括6位董事（其中4位董事分别兼任行长、副行长和董秘）、1位副行长和2位外部监事，与兴业银行去年中报（2015年年报尚未披露）显示出来的“董监高”数量相比，占比约为35%。
此外，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也各有6位“董监高”离职。而上市银行中，民生银行“董监高”团队相对稳定，仅有1位高管离职；建行、交行则各3位“董监高”辞职；南京银行则累计仅有2位“董监高”请辞。
值得一提的是，16家上市银行中，有14家出现了行长、副行长离任，共计31人，其中行长6人，副行长25人，仅招商银行和南京银行没有出现行长或副行长变动。对于任何上市银行来说，行长在具体业务层面的统筹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行长以及副行长的更迭甚至可能对银行的业务和战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百万元年薪难阻出走潮
如此高频、甚至是高比例的董监高变动，显然并不是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能解释的。
从公告中披露出来的离任原因来看，工作调动、身体原因、年龄原因、任期届满、个人原因是银行家们辞职的主要理由。仔细甄别各项原因还可以发现，过去占据了高比例的自上而下（来自组织部门或股东单位的人事安排）的工作调动在此轮变动中并没有在数量上显示出绝对的优势，自下而上的个人主动选择型辞任则也为数不少。
此外，虽然银行家们2015年的平均收入较2014年有所下降，但人均年薪也接近百万元，而且主动离职者主要来自于收入水平更高、受限薪令限制程度更轻的股份制银行。
对于上市银行来说，董监高的离任只是人才流失的冰山一角，在信息披露不能覆盖的“冰面”以下，中层员工和一线员工的离职规模更加庞大，甚至经常演绎出“兄弟变对手”的商战故事。
“我们银行一位入职两年的员工，被挖走后直接成为了部门总监（相当于支行长）”，一家股份制银行华东地区某分行负责人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些银行通过人员挖角来谋求复制同行成功的业务模式。”
“银行业现在依旧没有摆脱同质化竞争，在目前优质客户荒和资产荒的双重重压下，银行之间的资产竞争有时候直接表现为某几个业务人员的竞争”，一位国有大行支行网点个金业务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银行一线员工跳槽，往往会带走一部分客户。”而最令商业银行头痛的其实是人员跳槽的带动效应。“员工跳槽后如果薪酬和职级快速攀升，会对于老东家形成无形的压力，与该员工原本同职级甚至更高职级的员工很容易产生不平衡感并对银行提出升职加薪的需求，一旦不能获得满足，就可能催生新的跳槽”，一位曾在劳动监察部门任职的法律界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本报记者了解，在猎头的朋友圈中，兴业银行金融同业人员、招商银行零售业务人员、民生银行小微企业业务人员比较吃香；国有大行对公业务部门的人更受欢迎。
此外，“互联网金融平台特别愿意从银行引进风控人才，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在金融方面存在短板，挖角银行无疑可以快速弥补；另一方面，风控团队来自银行业可以给互联网平台加分，有助于给平台增信”，一位互联网金融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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