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的龙头是制度供给

　　◎每经记者 王辛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火了一阵子，可写进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头一遭。李克强总理在谈及“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特别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从对经济学派的学术研究，发展为重要的政策方向，新供给经济学代表人物贾康见证了整个发展脉络。3月6日，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介绍，美国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采取了一系列供给性的操作，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

　　如今供给侧改革要在中国落地，他认为，龙头应该是“制度供给”。然而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减税，要去产能，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我国为什么要在当下特别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针对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接受了记者采访。

　　政府需平衡总需求总供给

　　NBD：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们之前的改革有哪些不同？

　　贾康：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给谁也不能脱离谁，这对概念到了政府这边，政府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和调控。

　　需求管理在过去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最简单的就是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它的内涵理论假设是，政府只要针对市场缺陷实行反周期调节，剩下的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则只要靠市场竞争中的要素流动就解决了，就不需要我们在供给侧做那么多详细的分析和对策设计了。

　　这当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缓和了过去所说的十年左右必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认同这里的共性规律，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三中全会说到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不是否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东西，是要认识这方面的局限性。

　　NBD：传统需求管理局限性是什么？

　　贾康：局限性表现在，光是反周期够不够，为什么又来一个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面，原来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也必须还原到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实际的图景是非完全竞争。

　　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操作，成为反周期整个过程中间最有决定性的举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动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使得市场预期稳定下来成为转折点，进入复苏过程。

　　改革的龙头是制度供给

　　NBD：对比美国，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何不同？

　　贾康：我们借鉴了原来供给学派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绝对不是简单搬用，有人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人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这个想得太窄了。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龙头应该是制度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决策层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命题，我认为是谋定后动。

　　实际就带来一个挑战，过去说需求管理的时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供给侧，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结构问题市场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不仅要守正，还要出奇。

　　守正是必须要充分认识、适应、尊重市场规律，甚至可以是敬畏市场的立场，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到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共性规律，必须认同这个共性规律。所以我说，一定要掌握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的这样一个认识上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在这个守正的市场观后面，不要以为照搬别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还必须要出奇。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情制约、发展的挑战，必须寻求以创新驱动来实现超常规发展。

　　NBD：怎么出奇？

　　贾康：中国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比如优化结构，这是个系统工程，是从眼下一个一个年度的调控，对应到中长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国梦的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整个统一市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打通在一起的全局。所以我们借鉴积极的国际经验之后，我们所处理的是中国宏大的现代化系统工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复杂的结合关系把握好，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成功创新、出奇才行。

　　新动力需要制度创新

　　NBD：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寻找新动力？

　　贾康：新动力可以根据供给侧最基本的五大要素来形成更清晰认识。供给侧千变万化的要素，浓缩了就是五大项，劳动力、土地以及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即可以带来增值的资金，后面还有两大项，科技以及制度和管理。

　　在一般经济体经验里，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要素比较容易体现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和贡献，当然后两个要素也在发生作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出现了各种要素各领风骚，必须推陈出新的历史性挑战了。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演变过程，前面三项要素里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越来越高，资本虽然越来越充裕，但越来越多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普遍发生，意味着原来传统的动力源在衰退，支撑力衰减的同时就必须找到替代物。

　　NBD：那么后两个要素，科技和制度管理，怎样才能成长为动力的替代物？

　　贾康：替代物可以是科技，但不只是一般的常规科技，必须走在前沿，占领一些高科技制高点。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是第一呢？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都是做加法，可是科技不是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乘上去放大，所以是第一。

　　但光是重视科技还不行，吴敬琏老师讲制度高于技术，中国要更多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给出科技创新空间，给人才施展聪明才智释放潜力的空间。我们现在必须注意到，中国广大的创新者、科研人员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受到了制度空间、制度环境的约束。我们必须打破这种供给约束，靠制度供给提供友好环境以后，激发出科技创新的潜力，才能真正走通创新型国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