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成精：砚台的变形记

　　来源：每日新报 作者：白颖文 臧楠

　　砚台，是中国传统的书写与绘画用具，与“笔、墨、纸”并称文房四宝。“笔之寿日，墨之寿月，砚之寿世”，砚台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出土和传世品最为丰富，足以将其发展演变之概貌呈现于今人面前，使我们从历史发展中领略到砚台独特的魅力，也体会到它蕴含的文雅气质和深邃的传统文化内涵。而传拓则是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用墨等染料将雕刻在器物表面上的文字或图案复制到纸张上，将凹凸对比变为色彩对比。清代以后传拓技术不断完善，砚台等器物均成为拓制对象。

　　砚台的“前世”是做饭用的农具

　　文房四宝产生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上，融合了雕刻、书法、绘画等多门艺术于一体，是古代文人雅士修身养性、挥毫泼墨的得力工具。从砚台来说，它的形状、铭文、图案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传承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书写用砚的功用是研磨墨，在砚台正式出现之前属于“研磨器”时代。研磨器通常由磨盘和磨棒组成，是原始社会人们用来研磨粮食的农业用具，与生存息息相关，满足了人们进食的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开始出现了比较多的研磨器具，比如出土于陕西的一套完整的研磨器具，与现在的砚台形状极为接近。出土的时候，研磨器的研磨窝中还有红色的印记，说明当时曾被使用过。类似这样的研磨器，在陕西、山西的半坡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研磨器是后世砚台的母形，虽然在形式和功用上都有差异，但确实是砚台的起源。商周时期的研磨器是用于调色的工具，但不能归为专门的书写用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出现了，很多战国墓葬中出土了笔、墨、石物以及国画和带有墨色的竹简等，间接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用于研磨的砚台。在湖北省出土了一套石砚，是由不规则的鹅卵石加工制成的，形制简单，此时已经没有研磨棒了，而是出现了一些研石，并且在墓中还出土了墨，这说明研磨器已经向砚转变，但在形式上依然保留有研磨器的痕迹。

　　“研”是砚台的“曾用名”

　　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时期，到了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隶书成为当时的主流书体，相应促进了书写用具的发展，因此，汉代的砚形、砚种，都比前代丰富，不仅有石砚，而且出现了陶砚、溪砚，砚台逐渐步入成熟。像出土在广东南越王墓的非常早期的砚墨，砚石呈不规则的卵石状，砚是非常光滑的不规则的岩石，当时的墨，并不是常见的呈块状的书画用墨，而是墨丸，因此，砚形和它辅助的工具，都是与墨的形式相匹配的。因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这种形式的演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砚形以及其他纸笔都会相应的变化。

　　西汉时期是砚台显著发展的阶段。主要有两种，即圆形石砚和长方形板砚。将石板放入一个精美的漆盒内，漆盒通常是彩绘，并有几何纹、神兽纹来装饰，图案比较清晰生动。这种漆砚盒作为最早的砚台装饰形式，将绘画艺术与砚台本身的实用功能相结合。

　　在西汉时期，砚台有了专门的称谓，最初被称为“研”，在江苏连云港（601008，股吧）的一个西汉多宝墓中，发现有出土的长方形的石板砚以及一件木渎，木渎上写有“板研一”“墨坨一”，说明此墓葬里，既随葬了石板砚，也随葬了相应的墨。由此推测，此类砚在当时可以被称为“板研”。

　　到了东汉时期，砚台的发展日益成熟，在装饰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制作工艺上看，比之前有了相应的提高，开始注重砚台本身的装饰。像前代出现的圆形石砚，底部出现了三足，并且这三足呈现出逐渐加粗、加高的趋势，当时人们都是席地而坐，砚台的底足高一些便于使用，这可能与当时生活习惯有关系。尤其这种三足砚，从此时一般都带盖，从盖纽上就开始对砚台进行装饰，有的是立狮，有的是盘龙，不难看出当时的雕刻技法十分娴熟。并且汉代风格非常浓郁，显得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汉代艺术特征。在砚盖内部通常有凹槽，应该是存放研石所用，此时依然用墨丸，因此，在研墨时，还需用研石研磨，设计进一步人性化，使研石有了固定的位置，不易丢失。东汉末年，制墨技术成型，很多墨可以用手直接执用，因此砚也不需要有研石和凹槽的配置了。东汉除了三足石砚外还有一种鎏金兽形的铜盒石砚。此砚并不常见，乍看之下极像造型精美的工艺品，砚盒从兽的嘴部打开，内有砚板，这种砚非常珍贵，普通人家受用不起，一定是身份尊贵的人才能拥有的。到了东汉末年，“砚”字才被使用。“砚者，研也”。最终完成了由研到砚的转变，“砚台”成了此类器物的专属名称。但是“研”和“砚”二者并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共同存在的关系。

　　割据混战的动荡时期 砚质和砚形发生变化

　　随后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砚台不仅继承了诸多砚形，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出现了以四足石砚为代表的时代作品，并且为隋唐时期砚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国时期，石砚、陶砚依然是砚发展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砚种。安徽的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的一件砚台，是在砚台上涂黑漆，并掺有沙粒，伴有沙粒是为了使研磨时更为粗糙便于下墨。这种砚台类似于清代所见的漆砂砚，在当时非常珍贵、比较少见的。

　　到了西晋，青花瓷被运用到砚台当中，瓷砚的成熟和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三足青瓷砚，是南方地区最主要的砚台特征。在北朝时期，砚面雕刻逐渐兴起。到了隋唐时期，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促进了文房用具的飞速发展，箕形（簸箕形状）砚台应运而生。此后，宋王朝建立，结束了晚唐割据的局面，文化艺术领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唐代箕形砚台的基础上，制成了抄手式砚台。传说抄手式砚台是苏轼研究而成，而实际上，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砚台。四四方方的砚台既实用又端庄，成为砚台史上重要的砚式。到了清代，砚台逐渐成了收藏品，材质也出现了木砚、玉砚、象牙砚、水晶砚等，凡是能见到的材质几乎都可以做砚台。但是像玉石、象牙、水晶等材质并不方便研磨，因此，这些砚台非常具有收藏和观赏性，其实用性就差很多。清代的砚台走向了巅峰。

　　传拓技术形成 砚与拓片相结合

　　传拓是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之一，通常指用墨等染料将雕刻在器物表面上的文字或图案复制到纸张上，可以将文字或纹饰的凹凸对比变为色彩对比，形成了人工美和自然美的高度结合。传拓技术在中国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但非常可惜的是，南朝和隋代的传拓作品已绝迹，目前可以看到最早的传拓实物是原存敦煌千佛洞的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拓本，尾有墨书题记“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目前收藏于法国的巴黎图书馆。

　　据史书记载，唐代的传拓早期是拓一些书法作品，拓碑、拓石刻。像唐代窦臮《述书赋》记载：“歧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即石鼓文）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这里的“打本”就是我们所说的拓片。石鼓文相传是秦代的作品，记录了当时秦王游历的情景，是相当难得的文献藏品。

　　传拓以水墨为主要材料，墨韵精妙，气韵生动，砚台和拓片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是不尽相同的。在摄影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传拓技术完全反映了器物的面貌，是保存器物形象一种有效的方法。宋代以后，传拓技术盛况空前，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传拓内容也多种多样，凡是能够见到的器物，都能进行拓片。砚台的拓片是在清代以后，拓砚的工具需要大量的墨、宣纸、打刷（打刷通常是用人的头发做成，因为头发弹性最好）、墨扑（通常是用棉花和海绵为原材料）。当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拓法：蝉翼拓，即墨色浅淡，如鸣蝉翅膀，通透淡雅；乌金拓，即墨色厚重，乌黑光泽，层次感强。随着拓片技术的不断发展，后来又出现了立体拓片，即全形拓，大体出现在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全形拓又称立体拓，是一种主要以墨拓技法完成，又辅以线描、绘画等技法，将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传统技艺，最初是用于传拓青铜器。在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的一个经理，姓周，此人善于篆刻制印，当时此人被叫做“阴文周”。周先生借鉴了西方的素描和透视的手法，采用整纸的拓法，拓出的器型更为准确。

　　以砚为田，朝耕夕种，相磨相惜；与砚为友，相濡以沫，须臾不离。世人体验着它的功能，享受着它的艺术美。而传拓也不单是手艺活儿，更是要将传拓者的绘画功底、艺术鉴赏力完全融合到传拓技术中，是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拓片不仅是复制，更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将拓片者的情感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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