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反思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14年,根据巴西官方统计数字,巴西人均GDP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11345美元,仍没有突破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与巴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韩国人均GDP仅为2200美元,不到巴西的二分之一;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韩国人均GDP将达到3.66万美元,是巴西的两倍以上。

　　难以走出的“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拉美33个国家中,除海地属于低收入经济体、一些加勒比小国属于高收入经济体之外,包括巴西、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状况长期徘徊在同一个水平,无法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低,阿根廷和智利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整体而言,1950年至1980年期间是拉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整个地区年均增长5.3%;其中,巴西在1968年至1973年期间,更是取得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

　　当时,拉美各国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但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投资不足,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970年至1980年间,拉美地区外债从270亿美元增至2310亿美元。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国际经济陷入萧条,拉美国家无法轻易借债,内向的经济模式又使国家无力还本付息,于是“债务危机”爆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1980年至1990年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仅为1.2%。

　　21世纪早期,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带动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仿佛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但是,随着此轮大宗商品周期的结束,这些国家重新出现经济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与此同时,法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于1979年至1995年期间先后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之列。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而拉美国家普遍滞留时间达40年以上,其中阿根廷达到53年,且仍看不到走出“陷阱”的希望。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学者雷吉思·波内利认为,当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即将耗尽的时候,就应适时地转变增长方式,不能等到危机集中爆发时才做出调整,否则社会代价高昂。其实,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巴西就已感觉到自身的增长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但它未能及时转型,错失了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难以实现的“社会公平”

　　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的几个发展阶段,一直存在着“重发展,轻分配”或“先发展,后分配”等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2003年占拉美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占人口10%的富人却拥有国民收入的60%,基尼系数达到0.6。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认为,拉美的工业化进程造成城市化的过快发展。1930年,拉美城市人口仅为3000万,但在1990年即激增至3亿以上,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8%,其中乌拉圭为93.7%,阿根廷为89.6%,巴西为80%。

　　过快和过度城市化对拉美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失业剧增,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服务水平大幅下降等问题。在里约,数百个盘踞山头的贫民窟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多数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而贫富悬殊又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难以提升的“治理能力”

　　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进行了艰难地求索。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结构性改革,接受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否定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经济政策市场化、外贸和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

　　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帮助拉美走出债务危机,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到了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片面强调市场的功能,忽视宏观调控,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置不当,特别是忽视社会发展,失业增加,贫富差距加大,腐败之风盛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费尔南多·维洛佐指出,人力投资停滞、教育质量低下等因素,也加大了巴西经济转型的难度,形成了阻碍竞争力提高的“巴西成本”。

　　曾任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的瓦加斯基金会学者马塞洛·内里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是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战略计划和政策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