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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或现结构性拐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攻防转换"

2015年11月14日 07:30    来源: 证券日报    

  ■邓海清

  近日公布的10月份CPI、工业增加值均不及市场预期,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跳出短期经济现象,更加关注宏观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概括地说,2014年至2015年货币政策为“攻方”(连续降准、降息),而财政政策为“守方”(地方债务约束、基建投资下滑)。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从10月份的投资、消费数据中,已经出现了“宽货币”转向“宽财政”的苗头。

  回想一下,2015年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五次降准、五次降息,货币市场利率维持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从名义利率来讲,央行采用了“宽货币”,但是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来看,央行维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的连续降准、降息仅仅是完全对冲掉了CPI的下降而已,并未导致实际贷款利率和实际债券收益率偏离合理水平。

  而财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资增速持续低迷,财税体制改革迟迟不见动作。回顾2008年以来的经济反弹,其实每一次都是财政政策起了作用。第一次是2008年底开始的“四万亿”,通过40%以上的基建投资增速拉动经济整体回暖,第二次是2012年下半年,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反弹。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口号喊了一年,却并没有什么实际动作?

  笔者认为,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具有不可逆性和强刺激性的特点,一旦刺激政策出台将难以收回,且对经济刺激作用明显,因此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慎之又慎。举例而言,税制改革是长期行为,每次税制改革都是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讨论,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可以落地的方案。再比如,2008年底的“四万亿元”匆匆上马,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导致了短期的刺激过度和长期的产能过剩,而这些影响经历数年都无法消除,这为之后的财政刺激敲响了警钟。

  因此,财政政策方面并非无计可施,而是要提防刺激过猛。在经济仍处于合理区间的情况下,能不用财政政策就不用财政政策。不过,2014年三季度GDP跌破7%,经济下行压力重新增加,财政政策不得不变的“积极”。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出现苗头:

  第一,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大幅回升至11%,创一年以来最高值。需要注意,去年9月份、10月份、11月份到位资金增速分别为8%、11%、3%,在去年高基数的情况下,仍然高增速,表明资金紧张问题得到了大幅缓解。从具体来源看,主要贡献来自于国家预算内资金、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而贷款资金增速为负,充分表明财政资金可能已经发力。

  第二,10月份汽车销量大幅回升,为2014年3月份以来次高值,主要与汽车购置税减半有关,这同样是财政政策的范畴。我们首先来计算一下购置税减半究竟能降低多少购车成本。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此前购置税率为10%,现在改为5%,由此不难算出,购置税减半政策使得实际购车成本大约降低了4%。以10万元汽车为例,购置税降低4300元。笔者认为,汽车购置税是一个试点,充分表明了减税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地方置换债和金融专项债等融资规模扩大,3%赤字率红线可能调整。据彭博10月份报道,年内专项金融债规模增加一倍至6000亿元;据彭博11月11日报道,今年地方债置换额度将从3.2万亿元增至3.8万亿元——4万亿元。其中,专项金融债为增量,属于直接宽财政措施,地方债置换尽管是存量置换,但实际上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融资难和贵的局面,属于间接宽财政措施。此外,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需要反思,笔者认为“宽财政”空间可能进一步打开。

  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由于具有不可逆性和强刺激性,因此财政政策的出台是非常慎重的,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低于市场预期。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财政政策可能开始“唱主角”,到位资金大幅增加、汽车购置税减半、政府债务扩大等均是财政发力的迹象,经济企稳回升是大概率事件。

  (作者系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蒋柠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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