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通报了多起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案件，其中包括曾任职华夏基金公司和海富通基金公司的多名基金经理。事实上，从证监会近两年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基金“老鼠仓”的人数在不断攀升，虽然这与监管部门采用了高科技手段排查“老鼠仓”紧密相关，但我们也不得不问，为何“老鼠仓”屡禁不止，基金公司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证监会自2013年下半年开发启用大数据分析系统以来，接连有“老鼠仓”嫌疑的基金经理被立案调查。特别是2014年，更是“老鼠仓”多发的一年，根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有4位基金经理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而被判罚，而进入12月份以来，又有4名基金经理因同样罪名被审理，另外还有7名基金经理已被监管层证实卷入“老鼠仓”丑闻。

　　“老鼠仓”横行，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基金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存在漏洞。很多基金“老鼠仓”主要是因为基金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让基金经理钻了制度的漏洞。比如被查出的某基金经理大部分交易使用自己的账户、用自己手机下单、购买时间同步甚至晚于本家基金，基金经理上班期间不能使用手机，那么这位基金经理如何能用自己手机下单？明显的内控制度不严格。

　　二是处罚力度弱，违规成本不高。虽然此前对“老鼠仓”有处罚，但相对于被抓的可能性和获得的收益，违规成本很小，比如之前有南方某基金经理涉及10亿元交易额的“老鼠仓”，被判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元，并处罚金1884万元。这样的违规成本，让基金经理很容易铤而走险。

　　对此，笔者认为，减少“老鼠仓”行为，不仅在监管方面继续走阳光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有严刑厉法，提高违规成本。

　　目前对“老鼠仓”的处罚主要依据是2009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规定，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罚 。根据这一条款，“老鼠仓”行为当事人可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将被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虽然《刑法修正案（七）》如此规定，但是修正案中对于“老鼠仓”行为的界定过于模糊，而且在该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方面，目前尚未有直接、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往往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这些在未来的法律制定和司法实践中，都需要完善。

　　笔者认为，在打击“老鼠仓”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基金经理违规成本，而且，还要追究其所在基金公司的责任。在多起“老鼠仓”案件发生后，“已离职”、“个人行为”等说法已成为涉事公司回应甚至推脱责任的标准口径。“老鼠仓”行为不断出现，却没有一家基金公司受罚。基金经理出现“老鼠仓”行为，难道基金公司没有责任吗？鉴于此，如何追究基金公司在基金经理“老鼠仓”行为中的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也是当前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