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指出，未来3年的主要任务是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为推动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暴露管理，有效防控集中度风险，中国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1月5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关专家表示，防控金融风险的力度加强，可能会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可能制约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影响基建投资。但各国经验表明，如能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动能，并快速有效地实现全局性创新转型，那么经济运行的震荡期将大幅度缩短，触发风险的概率也会降低。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个良性循环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三个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梁启东指出，“三个良性循环”为防控金融风险工作指明了方向。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良性循环，是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基础，也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金融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必须正本清源、回归本源。可见“三个良性循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抓住了防控金融风险的“牛鼻子”。
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行动。为推动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暴露管理，有效防控集中度风险，中国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1月5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内外银行业实践表明，授信集中度风险是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是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国际监管标准，结合国内银行业实践，制订统一、规范的大额风险暴露监管规则势在必行。
据了解，《办法》包括六章45条以及六个附件，明确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监管要求，规定了风险暴露计算范围和方法，从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内部限额、信息系统等方面对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管控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的监管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对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借鉴国际监管标准，规定了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标准和计算方法，对商业银行加强大额风险暴露管理提出一整套安排和要求，有助于推动商业银行提升集中度风险管理水平，降低客户授信集中度。
二是提高了单家银行对单个同业客户风险暴露的监管要求，有助于引导银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弱化对同业业务的依赖，将更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三是明确了单家银行对单个企业或集团的授信总量上限，有助于改变授信过程中“搭便车”“垒大户”等现象，提高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系统性风险。
内外因素共同导致防范的重要性
为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被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表示，当前经济金融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中。转型的本质，是系统的演进和转换，必然会涉及系统层面的不确定性。因此，转型期并不能也不应该完全避免系统性风险，需要的是面对并管理好系统演进和转换，需避免的是系统性危机。当然，危机类似于生病，健康至少是没有生病，但又远远不止于此，而是涉及到生理、心理健康等多维度定义。从这个角度，金融安全应不仅是不发生系统性危机，而是能保证金融系统自身的安全、高效和包容，并实现金融系统与经济等其他系统的和谐共存，能稳健演进和转型的更高要求。
陈道富认为，从系统性风险外在的价格表现看，是多个领域同时发生超过一定幅度的波动，是有偏波动的同方向持续积累。这需要能同时作用于多个市场的有偏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当然，系统性风险不仅表现为价格波动，也表现为功能异化和弱化，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这种“不合意”的结果是合理存在的，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是现实存在的扭曲机制，背后有深层次的认知和理念等问题。
陈道富表示，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看有三个，一是影响本层次系统的政策、制度、机制等发生变化，从而引发该系统内所有领域同时发生非线性变化。二是更底层系统发生波动，从而对本层次系统带来全领域的冲击。如价值认识、政治、经济系统的波动会给金融系统带来全局性波动。三是系统被从生产性均衡引导到非生产性均衡，大量资源耗散在非生产活动上。可见，所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就是不发生上述三类变动带来的危机和异化。
经济有发展就会有风险，行驶速度越快，风险可能越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何代欣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近期，美国推出了一系列“减税”政策，旨在刺激本国经济，吸引国外投资。欧洲及日本经济复苏也主要指向扩大内需，消化自身产能……各国纷纷让资本回流，让产出回流，让消费回流。恰逢此时，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经济面临找寻新动力的压力，创新产品与服务可能需要先走“外需”再回到“内需”的道路。对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市场短期难以彻底转型，或将成为诱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一项主要原因。
经济稳中求进：发展与改革并重
在严监管的大环境下，经济数据是否可能会出现放缓的情况？如何有效应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金融去杠杆、企业去杠杆、金融协调监管政策收紧等因素都会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清查利用PPP项目、各类投资基金变相举债，可能制约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影响基建投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认为，部分政策实施力度加大也会导致部分消费数据放缓。譬如，房地产严调控一定程度上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类器材、家具类的消费额增速，而环保趋严也将继续影响汽车消费。
风险并不可怕，重要的是预先察觉，并有效应对。何代欣认为，首先，大国经济转型的长期风险分为速度和结构两个方面。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用发展解决稳定的问题，而结构改革可以根除那些非急性发作、却事关全局的重大隐患。各国经验表明，如能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动能，并快速有效的实现全局性创新转型，那么经济运行的震荡期将大幅度缩短，触发风险的概率也会降低。其次，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要综合考虑。我国各级政府有较之其他国家政府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更高效的行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从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走向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新阶段。宏观调控不仅要立足于实现发展目标，还应考虑到市场承受力。最后，注意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联动。中国金融与财政活动存在高度的彼此关联。作为宏观调控层面最核心的两大工具，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之间的协调，应当在某些时点集中于风险防控，而非只专注于促进增长。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景乃权则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关键要提高发展质量。未来，中国将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过渡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且要占领全产业链，包括商标、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和市场份额，中国企业不能仅仅沉醉于低端制造，要贯通全产业链发展。从与欧美发达国家博弈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快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智能化发展，这比新兴科技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海外扩张的难度要低，而新兴科技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要想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可能会遭遇残酷的围追堵截。因此，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要巩固在原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新兴科技密集型企业要更加注重开拓国内市场。
景乃权强调，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要靠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进行“加减乘除”并举。“加”是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用自动化、智能化提升传统产业，用“互联网+”推动新兴产业信息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减”是指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落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费成本；“乘”是指释放企业科技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聚集一批高科技创新企业，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揽聚一批创新人才，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引领中国企业更上一层楼；“除”是指清除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完善效益低下企业退出机制。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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