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证监会对汉唐闽发6位高管处以“极刑”。所谓“极刑”，当然不是指对这些高管中的某些人被处以3万元的罚款，而是对6名高管处以永久性市场禁入。
一道红字禁令，对这6位高管永久关闭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对于资本玩家而言，这相当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本钱。欧美国家的市场禁入与赔偿性罚款，是规范市场主体屡试不爽的利器，我们朝这一方向跨出了一只脚。
汉唐闽发的高管受罚之所以备受瞩目，那原因倒不在于处罚本身，而在于施罚的主体。自今年1月1日开始，新《证券法》正式实施，证监会在争议之下获得准司法权的资格，地位大大增强。笔者关注的是，一旦屠龙宝刀在手，证监会将如何用其锋锐？
汉唐闽发事发已久，托管已有时日，被称为集券商各种犯罪手段之大成，对于这些高管的处罚却延宕至今，似乎就是为了测试证监会在新法约束之下，将以何种标准、怎样的风格来处置证券业普遍存在的严重违规行为。笔者将此次处罚称为新《证券法》的测试版，意即在此。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调动强大的法律资源，用普通的《刑法》、《民法》来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律关系，是不现实的。这不是政府有无决心的问题，而在于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远远不敷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所用。在这种情况下，才依照国际通行规则赋予证监会准司法权。因此，证监会能否尊重权力、善待权力，成为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可以说，法律与市场发展到现在，证监会已骑上虎背，成为事实上的准执法主体，无责可卸，无理由可找。
证监会此次也表示，“将坚定不移地严肃执法，采取行政处罚及各项非行政处罚监管措施，严厉打击各种证券违法行为，积极配合司法部门进一步加强司法惩处的力度”，态度非常坚决。
态度是一回事，做得如何是另一回事。我们以《证券法》准执法者的视角来衡量证监会对汉唐、闽发高管的处置，不能不看到一些未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对于这些违法高管分别取消年限不同的从业资格，这并非新规。关键在于，这些人是否走出大门后，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又从侧门进入。此前相关案例屡见不鲜，而证监会也不无可诟病之处，如将失职的前华夏总裁赵大建硬生生拽到民族证券党委书记的任上，如果不是民意抵触，早就把赵扶上直辖的证券公司总裁的位置了。这虽是老话，不过有此前例，未免让人如骨哽在喉，也让人兴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之叹。
其次，从此次的处罚金额来看，新《证券法》加重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是赔偿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从8条增加到13条。从赔偿额来看，除剥夺非法获利所得之外，处罚金额基本以3万元为下限，以60万元为上限。此次诸位高管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受到经济处罚，只有吴克龄和宋建生两人被罚款3万元，如此之少的人受到经济处罚，并且以下限施行，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证监会了解券商发展历程，深知其中“甘苦”，因此重蹈“象征性处罚”的覆辙；二是证监会有关人士“颇具同情心”。
如此看来，证监会的重拳看似威力无比，其实温柔似水。所以，离开证监会的历史奢谈严刑峻法，难免会偏离历史的眼光。
新《证券法》三审之时，有记者采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考克斯表示，中国《证券法》的重点不在于法律有多正确，而在于执行法律的力度，希望中国能加大《证券法》的执行力度，来打击欺诈等行为。与国际成熟市场规则接轨多时的证监会，显然不应该忘记考克斯的忠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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