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行政垄断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永恒的主题。国家统计局四月底的一份行业收入的报告，给声讨垄断行业提供了新的炮弹。
尽管这份报告提供了诸如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2005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IT行业等诸多信息，但最撩拨社会敏感神经的非“垄断行业收入远超平均水平”莫属，“两会”期间对垄断行业高福利的抨击言犹在耳。
据江西省发布的数据，2005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第一位的是金融业，达到21333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位居其后。江西统计局指出，“这些垄断性行业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始终位于前列，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而江苏省的排名与此大同小异。虽然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有幸跻身其间，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垄断行业与政府部门的身影。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世界惯例”。在美国，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工资早就难望大投行经理的项背，民众对美孚石油和花旗总裁的高收入频有怨言，却并未酝酿成为声讨社会不公的大风暴。其原因就在于，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认可从事后者的工作可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大概没有人会对一个IT工程师的收入比农民、普通公务员高十倍而惊异，因为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以及为此所付出的成本，通常也在十倍以上。
一个人的收入应有效衡量其为公司、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两者有对应关系，当社会薪酬体系能够增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多数人会表示认可。
但行政垄断行业的高薪却完全逆向而行，体现了一种恶劣的权贵资本意识，也就是说，个人的收入与为社会和企业所作的贡献不构成任何对应关系，只要进入由行政保护所构筑成的垄断体系，就成为既得利益的一份子，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张高等身份证明，可以凭此获得高收入、高福利等一系列“红利”。
这一新的等级樊篱如不破除，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行政垄断高收入体系既不能鼓励竞争，反而会加强以权贵为依归的经济实体；这样的收入体系也无法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率，因为缺乏竞争的市场绝不会形成真正的市场。如果我们对国内的多数金融机构与电网、电力公司等资源性垄断企业有所了解，会惊异于其市场化进程之慢和垄断兴趣之大。其原因无非在于，市场化将用资源与人员的流动打破高贵的“种姓”，而垄断则会使种姓制度传之于久远，贻害于后人。
收入高低是垄断企业社会红利的外在表现，具有溢出效应，当民众看到垄断企业的高收入，会得到有关竞争和择业的暗示，于是社会资源将流向较无效率的企业。
当美国国会为了石油公司的高收入举行听证，当西方媒体声讨石油公司的垄断时，当微软面临着拆分的危机时，他们是在向自然竞争形成的垄断宣战，也是在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传统，那是市场经济的命脉。
而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更恶劣的垄断，不得不面对经济领域的权贵们，也不得不暂时接受这些权贵因袭旧有的路径，并将这一路径与市场化的利益分配体系嫁接在一起形成的恶果。
可叹的是，一些人不是谋求打破垄断，而是谋求赋予政府无限的税收权力以便进行贫富调节，殊不知，垄断企业正是政府强权下的产物，其效率也是公共服务效率的体现，而向政府无条件让度税收权，从历史上看，正是强权更强市场更弱的关键因素之一。
将行政垄断企业的数量减至最少，才能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如果高收入由竞争所致，则是社会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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