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富豪榜和慈善榜，说得好听点，是填补了中国经济领域的一个空白，说得不好听一些，不过是一个头脑灵活的西方青年的生意经罢了。眼光值得赞赏，也树立了一种标准，即富豪要能赚钱，还得具有社会责任。
既然树立了标准，就有让人依此标准衡量的意思，慈善行为因此成为某些人衡量企业主责任感的武器。但说实话，在一个商业评级机构和审计机构都无法让人相信的市场环境下，在胡润的富豪榜屡屡成为黑名单的现实中，要求富豪慈善未免“乌托邦”，还不如要求企业家诚信、不做假账来得更为现实。
超出现实的要求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有可能让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幻影。
读晚清史时，常为新政夭折扼腕。康有为、梁启超诸人提出的宪政主张，当然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却历经百日成为一场噩梦。当时的反对者不仅包括既得利益阶层、顽固的保守派，还包括体制内的革新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而大多数研读八股的知识分子因为上升通道被无情地封堵，也成了康梁新政的坚决反对者。当鼎革之际，力倡新政的康梁倒成了改革的一小撮，他们过于纯粹的理想，使新政既排除了体制内的同情者，也无法赢得宪政最坚定的支持者———沿海的商人对康梁本人的支持。
之所以提出这一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明，超越阶段、不考虑现实约束条件的变革是行不通的，而一个让市场或理念纯粹化的道德努力，反而会离预期的目标越来越远。
回到慈善捐款，与不做假账相比，这是一个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既然我们的企业还要受诚信的洗礼，那么，并不奇怪，他们的社会捐款数额为何会如此之低。美国1999年慈善机构获得的捐款总额为1900亿美元，其中85%的捐款来自美国普通民众，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自觉捐款的富豪与企业，但孤悬于现实之上的特例并不具有可行性，因此，也不能作为大众的行为标准。清末也不乏容闳、李善兰这样的清醒者，但文盲与接受八股训练的人构成社会改革的现实。而现在构成我国企业主体的是刚刚走出原始积累与正在走出原始积累的企业家们，以及一个并未彻底市场化的制度。甚至在捐款方面，都由政府机构主导，不仅税收等方面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甚至还在程序与信息方面设立重重阻碍。
我们目前进行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主要是在诚信方面的，从政府到企业，必须受到诚信制度的约束。诚信之路方才启动，此时，如果我们对企业主单方面施以过高的道德要求，无疑是自乱改革阵脚，与现行的目标作对。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不切实际的理想与号召，而无视制度与文化等各方面的约束，这常使建立一个理想国的行为走向它的反面。
清末新政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那时康梁等人能够动员企业家、体制内革新派的力量，踏踏实实地从一个个法律条款修改起，恐怕局面会完全改观。目前市场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也应警惕过高的理想与市场道德的纯粹化倾向。与其让富豪捐款，不如用制度约束政府和企业讲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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