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两会”召开的前夜，身为两会代表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邀请同为代表的证券期货界人士陈耀先、朱玉辰等人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证券期货市场，希望通过交流，能在两会上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提案。
其间，尚福林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定位还存在问题，不是被定位于融资工具，就是被定位于社会稳定器。证券市场成立都十几年了，股市定位还如此模糊。这里便有问题。
那么，尚福林对股市定位的不满有道理么？我国股市定位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像1994年吴敬琏老先生提出“何处寻求大智慧”那样，去再度寻求我国证券市场定位的“大智慧”呢？
证券市场还是小媳妇？
事实上，因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不清而遭遇质疑的事情早已不再新鲜。
早在1994年6月，著名经济许学家吴敬琏就在《读书》杂志上刊登了“何处寻求大智慧”一文，在业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吴教授文中就已经提出，虽然“证券市场的基本作用，是通过股票转让和股价波动，实现资本的优化重组，并对公司经营做出评价和对经理人进行监督”，但我们仍需要“审慎地对待股票市场，不要对股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保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趣的是，当时，吴教授提出何处寻求大智慧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股市正在处在“从狂潮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的痛苦调整过程中”。一个叫陈彩虹的人提出了“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无国可比，股市却泄得一塌糊涂”的疑问，从而引发了吴教授对股市功能等方面的思考；而时至今日，面对2001年6月至今长达近两年的股市大调整，依然有人不断地提出同样的问题。“泡沫论”以及“股市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讨论仍在进行，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甚至亲自上阵，著文解释二者背离的缘由。
由此也可以看出，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在近十年间并未得到解决。如今，尚福林又对此提出了质疑。作为新一届证监会主席，屡新不久便发现了这个问题，尚福林显然是有备而来，对证券市场的关注已非一天两天。但令他苦恼的是，他依然需要面对这个新的老问题。
那么，他何以有此烦恼呢？据分析，尚福林履新之际，正值我国股市大跌近两年，投资者券商等各方均叫苦不迭的时期。因此，人们期望中的“尚氏新政”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故事不再跌的问题。在中国“股市第三次大辩论”中，交锋双方激战的最后结果便是，稳定股市，恢复投资者信心成为基本的共识。对此，尚福林心知肚明，所以才在去年年末的全国证券期货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把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中考虑，，要形成证券市场与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以及发展证券期货市场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承受度相结合”的“三度”主张。可以说，从那时起，尚福林就感到了市场甚至中央对他出任证监会掌门的期望：想办法托住股指，不要让股指再跌了。所谓恢复投资者信心，不过而已。
但，就这一点，让低调务实的尚福林心里很别扭。因为尚福林心目的股市大概也和吴老一样，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但现实却是，他首先需要设法以有形无形的方式稳住“跌跌不休”的股指。这，让尚福林感到了额外的负重。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尚福利感到同样问题的前任主席周小川，却比尚福林轻松。周小川2001年2月上任时，股指正高企在2000点之上，同年间两次都有吴敬琏参与的股市大辩论都围绕“股市泡沫论”和“推倒重来论”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而银广夏和中科创业等上市公司的违规事件，也是周小川有足够的理由按着他理想中的“股市裁判员”监管思路走下去。虽然，离任时的周小川并不轻松。但显然，上任时的他却没有尚福林的烦恼。
尚福林首先想到的，便是股市的定位问题。
“中国股市的定位确实问题很大。以前是为国企脱困服务，把股市搞成了筹资工具，许多不合格的上市公司在脱困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证券市场，证监会对此毫无办法，可这样证券市场的基石就不稳了，加上我国证券市场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股指当然得跌；后来股指一跌，证监会的任务又成了托市。因为股指跌得太多，券商、上市公司、投资者都受不了了，都盼着政策救市，目光都投向了证监会。好像出了事，都是证监会的责任。这时候，证监会又担负起了稳定社会的责任。这都很不正常。”大商所总裁朱玉辰对记者说。
“这些问题，其实是由于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有问题才引发的，期货市场的定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朱玉辰说。
而有业内人士还指出，这些年来，我国证券市场虽然发展速度很快，是指已达到过总值的GD P总值的近40%，但对于证券市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却一直没有真正确定下来。一位券商副总裁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与银行这位大老婆相比，证券业仍然属于准试点行业，仍然是不太能入大雅之堂的小媳妇。”
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个小媳妇，所以，小媳妇急需正名。”他说。
怎样定位才算合理？
1990年11月，时任上海证交所总裁的尉文渊在香港考察时，当时香港联交所总裁袁天凡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别太理想化了，搞证券市场没有一个国家不出问题的，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市场，根本不依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的责任是让问题出的少一点，小一点。你要给你的上司讲清楚了，否则人家会以为你把市场搞坏了“。据尉文渊回忆，他当时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话。但经历过大的坎坷后，尉文渊相信了。
后来，同样的问题可能困扰过中国证监会的每一任主席。而现在，轮到了尚福林。
在对周小川时代的政策取向进行反思时，市场人士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即周小川的国际化市场化取向有过错吗？高西庆要的“干净的市场”有过错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长远看，没错。从现实看，有偏颇。因为，理想化的周小川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本来就一个股权结构畸形的问题市场，更何况，证券市场的定位在国企脱困、服务市场经济建设大局等额外任务的超负荷压迫下，一直是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的原罪或许在与，国际成熟的股市都是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证券市场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同时“舶来”的试验品。银行是早已存在的金融核心，而股市，却是小平同志“可以大胆地试”的论断的结果。我们在“试”的同时，当然需要随时准备实验失败的后果。这个潜在的命题，或许正是证券市场一直难以直面诘难，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地位的原因。
“1999年7月，我国第一部《证券法》正式实施。这样，从表面上看，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试验田阶段，步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但由于该法出台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预防危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冲击，该法有些内容定得死板严格了许多。而现在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指数期货交易问题、证券与其他业务的分业经营限制问题、场外交易与柜台交易问题、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问题、证券民事赔偿问题等，都迫切需要根据当前的情况予以修改完善。更重要的是，如此严格规定的一部法律本身就让证券市场显得不伦不类。”谈及证券市场的法律地位时，一位广州投资公司老总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证券法》必须尽快修改，只有这样，我国的证券市场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且，“我国股市股权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必须尽快得到改善，国有股减持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只有这样，股市的功能才能真正得以发挥，证券市场的定位才会真正明确。就再也不用由周小川边搞市场化边担心股指涨跌的情况出现了。因为股市和国外成熟市场一样了，涨跌都有市场本身的博弈结果决定，大家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他说。
而在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耀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首先表示，要提高对资本市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重要性的认识，彻底消除种种错误舆论的误导，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广大投资者恢复参与资本市场的信心。
很显然，陈耀先这里所指的资本市场，首先就是证券市场，而他呼吁提高其重要性的认识，指的主要就是证券市场当前的定位与其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已经不相匹配。
一家券商副总裁指出：“有不合理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本身环在发展完善过程中，而关于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理论的建设与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参与的证券市场实践相比更为滞后，所以，证券立法本身就存在缺陷。更何况是证券市场本身的问题了。”所以，他认为尚福林感到别扭是很正常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完善是市场大环境，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问题。“
“其实证券市场的定位就应该像吴老说的，通过股票交易和股价波动，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问题是，我们的市场理论和市场本身并不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还处在摸索过程中。所以林毅夫说转型中国的一大特点就是探索着前进，这个时期的人们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说。
而可能会让尚福林主席感到欣慰的是，无论怎样，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即将卸任的朱镕基总理历史性五次提到了证券市场，并强调指出，在近五年中，“股份制经济不断发展。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这其中就包括“改革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保险监管体制”。而“证券业(也)在逐步规范中发展”。
“记得美国前商务部官员埃弗里特埃里茨有句名言：‘高质量的证券可以创造高质量的市场，高质量的市场能够引导经济向最好的方向成长。’如果我们的证券市场能够按照埃利茨名言的精神去定位，尚福林可能就会知足了。”一位投资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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