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件事在基金及其相关评级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便是证监会基金监管部3处下发给基金公司的“基金部27号函”。该函以做“中国基金股标投资风格分析”课题为名，要求向美国基金评级公司晨星提供业务数据。而遭受质疑后，相关监管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委托晨星做这类分析是为了维护行业利益”。
当然，这一解释立刻引来反驳，叶檀博士撰文指出“这不过是唯洋和尚能念经意识的又一翻版。”而市场资深人士陈仕华更直斥其为“宁予洋人，不予家属”。
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另眼看待”，还在于无法“三公”，还在于以行政命令“压迫”市场选择的监管痼疾。而结果呢，便是把“投资秘密提供给美国机构”而冠冕堂皇，便是把国内同质机构默认为“下等”而不留痕迹。
事实上，证监会有关部门在以前做这样的“糊涂事”已经不少。2001年实行会计双审是其一，但普华永道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五大”都不争气，“倒霉”的德勤甚至还引发了国内律师团集体维权这样的“大动作”；2004年7月发审委允许“富通昭和”登陆A股市场是其二，但漫天的质疑和斥责终于让证监会责令其改弦更张。是啊，那时股市悲歌一片，投资者愤怒不已，而我们当时的发审委却连起码的民族感情都不考虑，竟要让“昭和”这样带有鲜明侵略者烙印的公司到股市圈钱！莫非我们彼时的畸形股市比美国都要“国际化”？
可以看出，证监会有关部门通过会走两个极端：要么是“拿来主义”只学会一半，认为国际上“有名”的便往往靠得住，暴露出的是典型的妄自菲薄；要么是“只管低头拉车”，严重脱离国情，以为股市无政治，唯钱有市场，甚至可以让“靖国神社有限公司”堂皇入场！关于后者，笔者当时写过《"富通昭和"凸显证券市场深层精神病态》，在此不想敷述，只想请证监会官员们学一下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而对于前者，我倒想多说几句，概因近年来这“崇洋贬土”的毛病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实在是暴露多多。证券业有之，银行业有之，甚至法律界也不鲜见。他们共同的逻辑都是认为我们本土“行政计划”多年遗留下的“坎儿”太多太复杂，不借助外部力量，不借助“先进的理念”，便根本无法逾越。
比如，吴敬琏先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决推动者，一直主张公平，尤其是起点公平，但具体到了银行股改排斥国内民资的问题时，却张口便叫别人“别忽悠贱卖论”了。究其根源，无非是这些精英们“慧眼识金”，看透了我国银行之“烂”，而祭出了“先斩后奏”式的“唯目的论”杀手锏。殊不知，在事关全民福祉的大“家当”改革问题上，如果相应的公共决策一味迷信精英力量，漠视民意，则必然导致民怨沸腾，从而让精英们最终承担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公平，是目的；但公平在公共决策领域，却更应是过程。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公平的努力也会酿出不公的恶果，甚至带来动荡，大则影响国泰民安，小则祸及行业公平。此次证监会基金部的一纸公函之所以让业内骂娘、腹诽者鼓噪不已，原因也便在起点的绝对不公。我们不认为国内的基金评级和研究机构有多么高明，我们也不否认美国晨星公司可能在技术上、理念上超前于国内同行(其劣迹叶博士已“搜索”到不少，暂且不提)，但是，排斥国内同质机构，以行政力量把同一竞争线上的公司分出三六九等，甚至强迫基金公司接受美国晨星的“研究”，其后果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媒体所说的把“投资机密提供给美国机构”？当然不是。因为在我看来，此举破坏的，是中国证监会铁面奉行“三公”的证券监管形象，损害的，是股改以来中国证监会愈来愈“好”的监管风貌，描画出的，却是中国政府在对待内外资企业上至今尚未“改革”的“插足者”形象。
据说，27号函之后，许多基金公司已经“奉命”和晨星签署了相关合同，而晨星也与基金监管部等签订了“保密合同”，因此，从法律约束的角度看，这些基金公司和晨星的强制“买卖”看来是得做下去了。然而，我在此依然要呼吁，请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及早收回成命，好让那些尚未签署的基金在精神上得以“松绑”，而具体基金公司和晨星的合同问题，也理应在基金部的积极斡旋下慎重解决。而且，中国证监会要以此为现成案例，对内部官员们进行必要的“洗脑”。否则，这“崇洋贬土”的“太后遗风”不除，便难免还会在“27号函”后出现“二八二九三十一”号等等让国人“郁闷”甚至“奋起反抗”的“贵族公文”。
公平么，至少形式上不能不公，否则，不仅不能服众，人们便更难期望实质上的平等了。莫非，我们还需要期待另一场“基金风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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