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近日在参加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与京东数字科技联合主办的“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表示，从跨国数据分析来看，杠杆率增速的重要性远超杠杆率水平的重要性，控制杠杆总量不如控制某个部门的杠杆水平，一刀切式去杠杆远不如结构性去杠杆。

　　黄益平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总杠杆率快速上升，近两年逐渐显出了企稳的迹象。其中，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无论和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相比，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则远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不过最近已经看到明显平稳甚至下降的趋势。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最近两年上涨势头明显，增速很快。从2016年开始，去杠杆成为我国政策的重点。

　　黄益平称，当前对于去杠杆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杠杆率的问题到底是因为水平过高，还是增长速度过快，换言之，政策重点应该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二是政府应该加杠杆还是去杠杆？三是杠杆调整的方向，是否应该从杠杆率比较高的企业部门转向杠杆率相对比较低的居民部门？

　　为了找出是杠杆率水平还是杠杆率增速引起的金融风险，以及不同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和增速的影响是否不同，黄益平和他的合作者搜集了全球43个经济体1980至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了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后，总的杠杆率水平不是非常重要；各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异性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杠杆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黄益平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控制杠杆总水平不如控制部门，这就意味着一刀切地去杠杆效果远不如结构性去杠杆；第二，控制杠杆总水平不如控制杠杆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稳杠杆比去杠杆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