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董事长：上市是一项任务 不能老让股东增持

　　昨日（3月30日），浙商银行登陆港交所，盘中跌幅一度达0.76%，但尾盘拉升，股收盘报3.96港元，与发行价持平。

　　虽然上市首日盘中遭遇破发，但对于浙商银行而言，其“上市梦”终于完成。

　　2014年，沈仁康由衢州市副书记、市长调任浙商银行董事长，在其“全资产经营”战略导向下，浙商银行成绩亮眼。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该行资产总额达10316.5亿元人民币，首破万亿元大关。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浙商银行的人事任命、经营机制等问题对沈仁康进行了专访。

　　政府推荐高管不等于行政化

　　NBD：2014年，您由衢州市副书记、市长调任浙商银行董事长，成功跨界。您曾说过，“我们一直很市场化，政府对我们是市场化的管理”，但外界注意到，浙商银行在人事方面行政色彩较重，在历任领导中，包括您和前两任董事长都是任命上任，是否与市场化管理相悖？

　　沈仁康：浙商银行由省政府牵头筹建，在成立之初的银行股权结构中，民营企业很多，但比较分散。所以，当时股东们就有默契，董事长和行长由省委省政府选择推荐。但省里只是选择推荐，具体的还是要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公司治理的要求，通过董事会、股东会的选举并聘任。

　　这样一个机构，总要有大股东来做这件事。这几乎和所有股份行类似，包括完全没有国有资本的民生银行，也是银监会在管理。

　　省委省政府推荐，是履行第一大股东的基本权利，和行政化不一样。

　　我是第三任董事长。第一任董事长蔡惠明，原来是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第二任董事长张达洋，曾任职衢州市市长，他是先到浙江省商业集团担任8年董事长之后，再到浙商银行担任董事长。

　　我来（任董事长）呢，（当时）有一点突然。怎么让我到银行？主要是原董事长10年任期到了，所以选我去，我也挺有压力的。我长期在政府工作，主管经济，从副县长、县长开始，最早在青田县，后来到了丽水市当市委常委，2008~2011年管了四年的金融，当时推动了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这被人行列为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当时）省里也没有说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找我去。

　　政府管金融，推动金融工作，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到浙商银行当董事长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去了也在慢慢适应。浙商银行整体的变化，其实是我们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长期在政府工作的人，到企业去任职，尤其是到银行，可能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这和阅历有关，和自身努力有关，和整个班子的结构有关，因素很多。

　　我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行长和他的经营团队很专业；第二，我对经济工作还是比较熟悉，自认为在政府官员中，我是比较熟悉经济工作的，也比较市场化；第三，自己要适应、学习，这个转变还是挺大的。

　　经营机制属于市场化

　　NBD：那您现在适应了吗？

　　沈仁康：基本适应。副行长一级及以下任命，都由我们来选择，不需要报告政府；薪酬体系是市场化的，政府是不管的。我们经营的体制机制也都是市场化的。

　　对于这样一家民营资本为主的银行，省政府作为第一大股东，对经营体制机制的安排，对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政策，结合市场的变化与实际，寻找市场发展的途径，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理解的这家机构，在国有资本是第一大股东的情况下，其体制机制市场化是比较好的，机构本身的行政色彩不浓。

　　NBD：完成上市是当时您调任浙商银行的某种任务吗？

　　沈仁康：其实，书记、省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没有给我具体的任务。只是说，银行业黄金十年过去了，接下来任务比较艰巨，银行要做一些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要把它经营好，但没有将上市作为一项明确的任务交给我。我和刘行长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宣布任命的。当时，我们到浙商银行任职后，发现其有资本补充的计划。

　　上市当然是一项任务。而且，这家银行股东大会2013年就做出了到H股上市的决定，这是在我去之前。我去了后，当然要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

　　去年，我们有一次定向增发，原有股东同比例增持，这说明我们原有股东对这家银行很爱护，也很有信心。当然，也不能老让股东增持，资本补充的渠道要打开。所以，作为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也是我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