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潮东：供给侧改革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图：李潮东

　　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计的2016年两会在京拉开帷幕。海外网专访了如新大中华区副总裁李潮东，作为在中国发展多年的外资企业的高管，他关心哪些问题？如何看待今年的两会热点？以下是文字实录：

　　外企进入新常态时期

　　记者：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在6.9%的GDP增速下，您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对于如新这样在中国很多年的外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潮东：去年两会期间，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既然是经济“新常态”那就不是只管2015年，而是要管一个时期。经济“新常态”是两个词，一个是“新”，一个是“常态”。

　　所谓“新”是指GDP增速下降，从高速增长减速到中高速增长。怎样来定义中高速？什么样的速度才是中高速？

　　事实上，所谓的中速和高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比如说7%就是高速，5%就是中速，不是这么个概念。每年的GDP增长速度是根据当年国际经济总体环境来进行评估，所以无论是高速还是中速，它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2015年中国能够实现6.9%的增长速度，绝对是属于高速增长。而中高速是一个含糊的词，它有两种理解：中速和高速；比中速高、比高速低。按第一种理解，中高速增长就是说可能是中速，可能是高速，从这个角度来讲，6.9%也算是高速。按照第二种理解，中高速是高于中速，低于高速，6.9%是偏向于高速，应该算作高速。

　　从国际经济走势来看，世界整体经济增速呈低缓态势。美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恢复强劲，但2015年GDP同比增长仅为2.4%；日本的则更低，2015年GDP同比增长0.4%；另据欧盟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2015年GDP增速虽有加快，但也仅为1.5%。另据世界银行2016年1月6日最新的预测，按汇率法GDP加权，2015年世界经济将增长2.4%。

　　所谓速度，中速、高速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概念，中速也好，高速也好，它是相对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而言。当然，若把这个相对速度的概念绝对化就会出现谬误，因为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零时，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成为高速。所谓的相对概念，是相对全球经济有基本的增长速度。比如基本增长速度不能低于2%，在这种条件下才能谈论经济增长的高速或者中速。如果低于2%，中速和高速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同时这种相对速度的概念也失去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高于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二分之一以上的都可以称作中速发展，高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长速度100%以上就可以称作高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速在3.2%到4.8%之间就是中速增长，4.8%以上就是高速增长。我国6.9%的增速就一定是高速增长。

　　6.9%究竟算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对比印度，印度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5%，首次在GDP增速上超过中国。显然，印度的增速就是高速增长，而我国的GDP增速6.9%仅次于印度。如果在金砖四国和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中国的GDP增速能够居于第二，怎么算都应该是属于高速。

　　理清了GDP增速的概念之后，就能对中国GDP增速有一个合理的评估。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第一次跌进7%，相比原来两位数的增长下降了30%多，中国经济从高速跌进了中高速。而如果依照我刚才讲的这个定义来看，我国始终保持的是一个相对的高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每年可以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那不是一般的高速而是超高速，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6.9%的GDP增长应该备感自豪。

　　此外，所谓“新”，是指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新的状态。因为中国GDP增长第一次跌进了7%，所以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老百姓造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它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计。但即便如此，2015年中国6.9%的增速还是一枝独秀，因为我国6.9%的增速增量是4.1万亿，远超印度7.5%增速的增量，也超过美国2.4%增速的增量。6.9%的GDP增速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5%以上，这也说明了“新”。

　　于此同时，“新常态”之“新”主要表现在GDP增长下滑。从经济运行质量的角度来看，在中国6.9%的GDP增长中，其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优化，GDP增长的结构主要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结构。2015年，在中国GDP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第一次超过了50%，超过了第二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应该说，这是中国GDP结构的优化。虽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服务业所占比重还不够，但相比过去中国的GDP增长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应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化。今后，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还会持续上升。从GDP的结构来看，这是一种进步。

　　“常态”该如何理解？“常态”表明了这种“新”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指一个时期，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甚至二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GDP的平均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在这三十年中两位数GDP增速是超高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常态。2011年，GDP增速跌进10%。从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两位数跌进一位数。进入2015年以后，GDP增速跌进7%，进入了新常态。由此，中国经济跌进了低于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当我们身处2016年，回过头来看新常态，回过头来看2015年GDP增速6.9%，再往前来看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定的区间目标是6.5%至7%，这其中“常态”的概念也蕴含在里面。中国GDP增长从两位数的超高速下降至一位数的7%以下，这个数字会维持一段时间。此外，根据世界发展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它的GDP增速往下调整，这是全球各个经济体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共性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让经济新常态成为一个平稳的常态，就是如何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维持我国GDP增长的相对平稳的速度。不管是6.5%还是7%，哪怕它是低于6.5%，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地保持在这样一个增速上面，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优化GDP结构，提高GDP质量，这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发展速度。

　　再者，中央为何提出6.5%—7%这样一个GDP区间目标呢？之所以提出这个区间，是因为在十三五规划的五年里，如果不能保持6.5%以上的增速，有可能到2020年时不能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要求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去年中国的GDP总量是67.7万亿，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是GDP总量要到达90万亿，五年的时间里要增长23万亿左右，如果每年的平均增速低于6.5%，就有可能达不到90万亿的目标。如果保持6.5%的增速，到2020年，中国的GDP就能达到92万亿。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我们面临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谓“常态”，它不仅仅是2015年的事，它是指一段时间、一段时期的事。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经济的相对平稳增长，不出现断崖式下降才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放缓，还体现在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减少贫富差距，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等方面。

　　中央提出6.5%—7%的经济增长区间目标是有其依据的。第一个依据是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供给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均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保证。第二个依据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那么经济增速确保在6.5%是必须的，是为确保中国经济增速平稳提供一种动力和目标。

　　所以，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开局年，意义非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八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作了充分考量后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挖掘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作为一家在华外资企业，也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时期。当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并成为中国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就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息息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当中国经济进入到6.5%—7%的增长区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当前的经济大环境，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不过，在当前中国经济大环境下，可能有些企业会减速发展甚至亏损，也有些企业会盈利乃至获得高速发展，但这并不是全局应有的正常现象，只是个别表现。无论外资企业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从我自己作为一个外企的管理人员以及我所接触的这么多外企的高管来看，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均十分关注。可以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也跟随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一样，进入到外资企业发展的新常态，进入到了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阶段。没有理由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新常态下会一枝独秀，但是只要外资企业能够充分认识当前经济新常态对外资企业所带来的挑战，积极应对外资企业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发展速度也会明显高于这些外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发展速度。

　　作为一家在中国成立并运营了13年的外资企业，我们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我们也愿意与中国政府和消费者一起，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和供给侧方面的改革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深知，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休戚相关，外资企业就好似附在中国经济这张“皮”上的“毛”，如果中国经济这张“皮”出现了问题，那么“毛”也就会出问题，正如我们常言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进一步说，哪怕皮还在那儿，但是皮已千疮百孔，那毛还会安然无恙吗？

　　未来改革必须要加码

　　记者：在华的外资企业非常关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来到第三个年头，未来改革会不会加码？面对仍不确定、呈现分化的国际经济格局，对外开放如何扩大？对此，您怎么看?

　　李潮东：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说到底还是市场化的过程。关于市场化的过程，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理论，而本质上还是“两只手”的关系问题。一只手是有形的手，看得见的手，是政府调控的手。它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来调控经济的发展。另一只手是看不见的手，无形的手，是市场价值规律的手，它是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速度。如何协调和平衡好这两只手的关系是解决目前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我们不能没有政府这只手，完全的自由化经济和百分百充分的市场化对中国经济肯定是一场灾难。08年这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调控，由政府这只手来主导一切。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就将回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也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也会是死路一条。如何运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适度调控，同时放开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用市场的价值规律这只手去调控企业的经济行为，这是我们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大对外开放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现在中国经济中会有这么多过剩产能？早前中国政府短期的刺激经济的行为，诚然是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直接动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过剩产能的企业都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关系过分密切，缺乏市场需求的意识，而导致盲目的上产能、上速度。这是一项大课题，今后可以专门进行研究。

　　至于未来改革加码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向改革要红利，这也是中央再三明确再三强调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离开了改革没有出路，所以未来改革不是会不会加码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加码的问题，平且是必须加速加快加码的问题，这也就是中央再三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这么多方面以后，才逐渐意识到现在面临改革的攻坚和深水区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2016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来到第三个年头，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战和突破口就是供给侧改革。但供给侧改革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去库存、去产能、解决“僵尸企业”等，因为去库存、去产能、解决“僵尸企业”的深层次意义在于经济结构调整。例如，当我们去产能的时候，就需要将一些相对落后的产能去掉，灭掉僵尸企业，灭掉之后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真正去产能也好，去库存也好，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也好，其真正的意义就是结构的优化，实现全面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全面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就在供给侧改革。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谈全面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而其实这么多年来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尤其2008年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全部的重心都放在解决经济增速的问题上了，没有时间来考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现在有时间了，而且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主动接受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主动接受经济结构调整是很痛苦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人，如果要改变他的饮食结构，主动去改变饮食结构从而维持身体健康是很困难的事，只有当他很肥，肥到他无法忍受、开始生病的时候，他不得不调整膳食结构，不得不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健身房去。其实，经济运行和人的状况有较多类似处，即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迈出这一步。中国经济也正是到了这一步，才不得不全面深化改革。

　　供给侧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调整

　　记者： “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是当下中国经济领域最热的词汇。去年五中全会前后，中央曾4次提及“供给侧改革”，您怎么看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潮东：“供给侧”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作为新时期高频热词，它也成为了两会期间备受瞩目的议题。该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不少政界、商界、学界人士都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但在我看来，准确理解供给侧改革首先应从认识供给和需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

　　供给和需求是巿场构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的问题是需求，是政府那只有形的手在主导，而没有市场那只无形的手的调节。因此，政府创造出来的需求带有强制性和盲目性，最终导致供给的过度反应，以致带来更多的盲目性，由此便产生了过剩产能。此外，广义的供给侧的改革不能片面认为只是在实体的生产性企业，还包括科技创新、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业等行业。我在几年前的访谈中就曾提过，国家应该积极改善民生，增加教育、医疗、卫生、保险以及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投资。这种投资能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既改善了民生，又拉动了需要，也增加了供给。供给和需求从来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没有需求，供给就是过剩产能；而没有供给，需求就成了无本之木。需求可以刺激供给，供给也可以去创造需求。

　　理清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去年至今中央4提“供给侧改革”，以及它与经济发展的莫大关系。

　　从我们现有的资料来看，过去依靠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正发生着调整。相对于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增长基本稳定，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可以看到，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我们也注意到，消费结构由传统领域开始逐渐转向新兴领域，如绿色消费、旅游消费等一些新型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模式蓬勃兴起，消费潜力开始释放。但是，正如我们古老的哲学所说的，凡是过犹不及。“十二五”期间，特别是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为刺激经济发展，我们实施的各项政策侧重刺激消费需求，虽然对当时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取得了一些效益。但那只是短期的，用扩大需求来增强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如果我们过分依赖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但这种增长有其限制，而且会留下很多不良的后遗症。现在我国经济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和不良负债等，都是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匆忙投入四万亿，2009年以后全国各个地方陆陆续续又投入配套资金将近20万亿，盲目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留下的祸根。经济下行压力大、产能过剩、效益下降……种种问题统统都暴露出中国经济需求和供给结构的矛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在我看来，这一提法强调的是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重点实行供给侧改革，从而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平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着力点应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出发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08年世界金融危机投入的4万亿和全国的20万亿强调通过需求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今，由于短期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做法对经济长期发展失效，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强调供给侧，而把需求放在一边。若过分强调供给侧改革，而忽视需求对经济的正面提升作用，同样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特点并不是单纯的强调改善供给，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来全面深化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从适度扩大需求和加强供给两个方向发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供给侧方向上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来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应该说，在“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是影响2016年宏观经济和市场走势的最大变量，是我们走出经济困境的一剂“良药”，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休戚相关。

　　“新媒体+”引领社会发展潮流

　　记者：每年两会前夕都会邀请您谈一谈如新公司以及您个人对两会关注的方面以及期待，今年，如新公司和您在关注的方面是否有变化？

　　李潮东：每年的两会，如新公司和我个人都格外关注。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凡是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每年两会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调整和改革的新政策、新思路。因为这些新政策、新思路，对我们如新公司如何适应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如何调整和转变我们的发展战略以实现在华长期稳健发展有很好的指引和导向作用。

　　我们知道，去年最受瞩目的话题就是“新常态”、“互联网+”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于此同时，这也是今年两会代表们持续关注的话题，对此，我们也是持续关注着。

　　而相较于去年的两会，“供给侧改革”和“新媒体融合”作为今年两会的两大热点，也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先来看“供给侧改革”，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改革”元年。对为什么要实行“供给侧改革”，我已经在前面的问题中有所回答，只期待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能在结构调整上取得更高层次的突破，在供给侧方面不断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再看“新媒体融合”。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要“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一时间，“新媒体融合”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我个人对此也充满好奇和期待。

　　在我国，有6.88亿网民，手机网民达到了6.2亿人，如此大的受众量，让我们看到了新媒体在传播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

　　从字面上看，新媒体融合是将各类媒体资源融汇整合，既可以理解为将文字与图像、音频、视频的融合，也可以理解为是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的融合。而我更倾向于用互联网思维去理解它，顺着这个思路，与其将其称作“新媒体融合”，更应称其为“新媒体+”，如果没有媒体和互联网的融合就产生不了新媒体。新媒体和互联网的融合，互联网为新媒体提供一个通路和平台，而新媒体借助互联网这个通路和平台把社会各界以及人们所有的生活、文化、教育等等都融合在一起。

　　从这个定义出发，“新媒体+”有了自身的特殊意义，而且新媒体、“新媒体+”引领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潮流，它和任何一个传统行业的融合都会催生出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甚至会催生出一个新行业和新产业。

　　在这个基础上，媒体融合不是单纯的借用媒体这个传播工具，更是改变媒体现有的内容生产和运营模式。于此同时，新媒体融合又可以理解是媒体行业自身的突破和改革。海外网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撑平台，充分发挥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权威性的优势，第一时间向我们读者提供关于两岸问题，中国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的权威解读，正在利用自身的强大影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