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学者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早已不是新闻。不过高校独董圈，却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我们经常可以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但是却很少知道他们到底在公司治理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最近身兼四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常，因为涉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被证监会决定立案调查，再度把这个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
去年四季度以来,教育部掀起高校独董问题监管风暴,润和软件、华信国际、豫金刚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独董春节前后集中辞职。记者统计发现，3个多月来已经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离职。
截至去年12月，A股上市公司中共设置独董职位近9000个，其中有近1/3是由高校在任或曾任教授兼任的。高校独董何以倍受青睐？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张学勇分析称，第一，高级知识分子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第二，大学教授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能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发展、战略决策集中提供一定的咨询服务。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大量高校独董的背后也隐藏着利益输送的空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从现在烦人高校系统看，一些高校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影响力担任上市公司独董。企业之所以请高校领导干部担任独董，正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权力和个人影响力，希望利用这些来抬高企业声誉，会给腐败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
那么类似现象与担忧，在海外是否也存在？不同国家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跨界问题的？
美国观察员庞哲介绍称，美国公司独立董事的选拔没有绝对的政府与联邦级别的规定，而是各个公司根据美国证监会和美国公司监管法律来自己决定。一般作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家人和员工以及个人投资相关利害冲突的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后，都会按时参加会议，并且在会议中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前景作出投票表决的义务。但独立董事最根本的职能是能够对董事会所作出的决定进行客观判断，以防止公司内部腐败以及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错误决定。在美国，特别是上市公司中，证监会规定，11个人组成的董事会中，至少要有3名独立董事。被选入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们，个人素质也非常重要。例如，在公司法、财会、审计法、风险管理，公司业务专业知识以及对欺诈、违约、贪腐方面的探测经验与警觉性也是决定独立董事实际效应的关键因素。另外，公司对内部揭发人的检举、举报程序以及保护措施健全与否，公司管理层是否对董事会做如实工作汇报，信赖服从董事会的作用与否，也对董事会以及独立董事的效应有极大影响。总之，美国公司当中，无论是独立董事来源、身份以及数量，公司宏观管理环境、文化以及关键职位的分工和责任制，往往是决定一个公司董事会对整体公司影响的关键因素。
而与美国有些类似，在澳大利亚，对于司空见惯的政界、学界跨界公司独董的现象，政府或有关监管机构都采取鼓励却不放任原则。
澳洲观察员胡方介绍称，澳大利亚的高校并不反对教师在外面担任独董或者其他兼职活动。总体来看，澳大利亚高校对于教师的兼职工作采取鼓励态度，很多教师在校外都有兼职。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只要教师能够根据和约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而且在外担任独董或其他工作没有与本职工作有利益冲突，这样的工作是能够被接受的。此外，虽然高校对教师在外兼职有所鼓励，但却并不是一味放任，一些大学对于教师在外兼职的相关规范做得非常到位。堪培拉大学将员工在外兼职的种类细分为六大类：纯在外打工兼职，比如教师下班后，在外边送披萨，开计程车一类的兼职；一些名誉性质的非盈利性兼职，比如担任某些专业委员会的名誉委员；有一大类是教师在外边担任上市公司股东或独董。对于这种类别，学校并不反对，但需要教师在校董会上进行报备，得到校董会批准，之后每年也会进行复审。从通过报备的情况来看，通常只要能够证明独董的职务和学校利益没有冲突，一般都能够顺利通过。
澳大利亚对于独董这一职务非常重视，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200强中，88%的公司董事长都由独董来担任。对于聘请业界精英担任独董职务，绝对不是花瓶一样的摆设，而必须能够真正对公司事务提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推动公司发展。虽然澳大利亚允许高校教师和领导担任独董，但实际上，澳大利亚的独董来源远远不只高校这一处。真正占多数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前政坛人物。由于澳大利亚政客流动性比较大，很多退下来的前议员、政客或政府前部长、厅长等人物，很大一部分会被聘请为公司独董。
在北欧一些国家。独董兼职跨界问题又是怎样的业界习俗与现状呢？瑞典观察员尼罗兰介绍称，除了一些极个别的特列外，瑞典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高校学者担任上市公司独董的情况。在瑞典，设立独立董事是为了保护小股民的利益，而且瑞典的国有独资企业不设独立董事。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也只是会在大学理事会。但瑞典的大学理事会是由政府指定的，理事会并不干涉学术，只从事管理。瑞典的高校基本算得上是一片净土。高校腐败问题尽管在瑞典并不严重，但瑞典高校机构依旧很重视对高等学府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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