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球57个国家共同筹建的亚投行日前在北京正式开业。眼下，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由中国出任第一大股东，由中国人出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和首任行长，服务理念及经营规带有明显中国印记的多边国际金融服务机构，将以怎样的面貌和形象开展业务。

　　世行、IMF、欧开行、亚开行、泛美开发银行、非开行等国际同行，都将睁大眼睛盯紧亚投行，观察其项目评估、项目审核、放贷程序、风险控制等银行基本运作环节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是否比同行更可行和更有效。

　　国际同行们还会观察亚投行如何处置项目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社会认同、文化、部落、宗教冲突、政治动荡与政权更迭等棘手问题。

　　未来20年，亚投行的放贷对象国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从今年算起到2020年的前5年内，区域内近60个放贷对象国，各类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度缺口就达7500亿美元。而亚投行远期资本金才1000亿美元，目前实到资金尚不足200亿美元。最理想化的假定是，1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金能在近期全部到位，可即便如此，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之间仍存巨大失衡。这无疑对亚投行“钱生钱”乃至“无中生有”的能力提出了实质性挑战。而若应对得当，挑战必伴生出以下机遇：

　　其一，促成与现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尤其是与由美日主导的亚开行合作，以及与由英法德主导的欧开行合作，对方设定的合作门槛极高，但投融资产品及衍生品开发销售经验却十分老到。亚投行需要将单纯的同行竞争转化为同行合作，才有可能避免亚投行放贷对象国所面临的“替代性选择”尴尬，以便为亚投行运营创造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

　　其二，亚投行是否拥有自身设计开发跨国乃至多国参与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权基金、资源质押、经营权抵押、金融租赁、资金信托、信贷保险和再保险等融资渠道与融资产品的能力。如果非货币类融资产品和衍生型产品的开发销售能力能够较快形成和提升，那么亚投行就不仅仅是一家传统范畴的国际性多边投资银行，而是一家能够撬动、吸纳、整合全球金融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超级投融资平台。

　　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分为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三个大类。在欠发达国家中，民族、部落、文化与宗教差异尤其突出，资金需求皆处于饥渴状态。亚投行有限的信贷资金优先放给谁，具体项目风控标准如何设定，不同风险国家和不同风险等级项目的放贷利率如何作出差别化设定，一旦成员国之间因放贷优先权而引发“亲疏矛盾”，如何按透明且统一的标尺进行调处与仲裁，这些问题处置的好坏，都将直接影响亚投行的内部融洽、服务声誉和服务效率。

　　尽管两年多来亚投行筹建声势搞得很大，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国人对亚投行的性质缺乏清晰了解。其实，受亚投行放贷对象国及项目性质所限，亚投行既不是扶贫银行、政策性银行，亦不是纯商业银行，而是一家半市场、半商业、半政府、半公益的，甚至与世行、亚开行皆有重大区别的半盈利性国际金融机构。倘若其唯利是图，必滞胀无疑；假如其好善乐施，必难以为继。故而，亚投行的定价智慧与定价机制，亦是决定其能否成功经营与高效运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