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农村金融这五年

　　■本报记者 张艺良

　　【农村金融时报】

　　就像所有令人兴奋的大戏一般，农村的改革总是能够超越按部就班的逻辑。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如此，今天的农村金融领域亦是如此。

　　5年前，在《农村金融时报》创刊之际，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的蒋定之接受了本报专访，登上了首期封面文章。在这篇极具纪念意义的报道中，蒋定之全面梳理了当时农村金融发展的脉络，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今天看来，在许多细节和做法上，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确实延续了一直以来的设想。但有更多闪光的突破和改变，是超出想象，令人惊喜的。

　　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5年前，十二五规划刚刚拉开序幕，中央和金融监管部门都已对农村金融工作高度重视，并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

　　然而，当时的银行行长们大多还沉浸在天量信贷投放之后的喜悦中。虽然地方融资平台开始逐步受限、房地产调控加剧、部分行业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但在可观的利息差前，资本的逐利完全停不下脚步。

　　相较挨家挨户发放5万元的农户贷款，银行行长们一定更愿选择大项目和大公司。为了能够投放更多的信贷，他们甚至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通道业务将信贷移出表外，以满足监管的各种要求。毕竟，一年20%左右的利润增幅，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所以在当时，农村领域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样几家专业的涉农金融机构之外，没有多少金融机构会将农村业务放在重要位置上。

　　“虽然监管机构有‘两个不低于’的要求，但只是对总量的考核达标并不难。对于几家发展较好的涉农的企业，随着其业务量的扩张，多投放一些就好了。”东部一家大型银行的某分行行长对记者表示。

　　基于这样的逻辑，尽管银行业在数据层面对“三农”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从农村实际的体验上，则没有感受到太多变化。尤其对个人农户而言，要获得信贷的支持非常困难。

　　同时，整个农村金融领域新的突破和变化亦非常少。当时，该领域最新的变化可能就是村镇银行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逐步的设立。但是，这些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状态也并非一帆风顺。

　　虽然监管机构连续发文推动村镇银行等“新三类”机构的发展，但银行毕竟不是扶贫组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难开展的梗阻对新机构同样存在。加上吸储难、发起行难寻觅等问题的存在，村镇银行在经过首批开业的热潮后，推进的速度持续放缓。

　　“一开始有不少银行有想法，‘总分行制’、‘控股公司制’、‘管理总部制’等，但始终没有寻觅出一种可靠的发展模式，很多设想在后来就搁置了。”一位村镇银行行长认为，很多村镇银行在小范围内业务开展得其实不错，但继续发展确实存在瓶颈。

　　金融机构对农村整体积极性不高的背后，是当时农村领域金融服务缺失的现状。历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9月末，全国还有2454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159个金融服务空白乡镇。

　　一面令人鼓舞的旗帜

　　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金融资源必然会离开农村，流向回报更高的领域。要解决城乡二元差异，需要“另一只手”通过外部强大的推动力，以激活农村市场自我的循环。

　　为此，中央和金融监管机构一直以极其明确的姿态，强调、鼓励、推动金融业进入农村领域提供服务。

　　可以看到，在过去的5年，中央一号文件均紧贴“三农”问题，就水利建设、农业科技、现代农业等问题提出明确指示，并在其中就金融机构如何支持这些重点领域进行了进一步要求。

　　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例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从未中断过对农村金融领域提出部署。这些部署不仅越来越明确，而且要求越来越细化。

　　在中央定调的框架下，监管机构便开始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此影响执行层面金融机构的具体行为。

　　过去5年，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推动农村地区的支付体系建设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这两项工作非常琐碎且很难体现在面上。然而这确实解决金融服务进村最后一公里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在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等工具的应用上，人民银行亦发挥货币政策的引导作用，给予支农的金融机构相应的优惠。

　　中国银监会则利用监管的各种手段，一方面逐步精细化对支农支小贷款考核的要求，增加了申贷获得率等指标，并鼓励银行业机构单列涉农信贷计划、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开发金融产品等;另一方面，对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提高了不良的容忍度，对特殊农贷季节的相应机构实施弹性存贷比。

　　同时，银监会鼓励金融租赁公司、金融消费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农村领域服务。

　　除了金融监管机构，财税政策方面亦给予了金融机构支农很大的支持，给予相关的机构开展的相关涉农业务给予税收减免。不少地方财政部门还配合金融机构成立担保基金等，破解农村信贷中的一些阻碍。

　　在这些具体的措施之外，更令农村金融领域感到欣喜的是，不少呼唤已久、悬而未决的政策在过去5年中正式落地。

　　2013年，先是银监会正式实施了《农户贷款管理办法》，将农村金融中最难解决却又最受百姓关注的业务品种单独进行研究。随后，《农业保险条例》出台，对农业保险的定位、保费补贴、保险金支付时效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同一年年末，浙江出台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民间借贷阳光化有了法律依据。

　　2014年，保险业新“国十条”颁布，对农业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15年，政策春风更为猛烈。和农民财产权最为相关，困扰农村信贷投放最大因素的农村土地和住房问题有了进一步明确的政策。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

　　之后，金融租赁业也引来了期盼已久的政策指引。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9月下发《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涉农的金融租赁也被提及。

　　对于农村金融而言，这些政策法律、监管指引的不断出台，犹如一面旗帜，鼓舞着整个行业发展前进的坚定步伐，引领着农村金融这艘巨轮驶向更辽阔的海域。

　　一片让人心动的蓝海

　　政策层面频繁的刺激和鼓励确实给农村金融领域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但让金融机构真正发生观念性改变的，是过去5年经济、金融行业环境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的如此剧烈，以至于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5年前，不少金融机构还期望通过设立一家村镇银行以换取在发达地区开设网点的指标;如今，这样的网点可能已经开始成为负担。5年前，为了稍高一些的收益率，客户还会去银行排队购买理财产品;如今，打开各种客户端，多种渠道、更高收益率的产品眼花缭乱。5年前，跨行转账收费的优惠可能成为某家银行零售业务的卖点;如今，一个春节发的红包数量就令人瞠目。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令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生存业态和发展逻辑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经济形势的下行，那些前几年“躺着赚钱”的行长们开始为不良忧心忡忡。2015年上市银行频现个位数的增长率，让人们开始担心今后是否会继续下降。

　　揽储很难、放贷担心，不少忧虑中的商业银行在此刻突然发现，以前不被他们关注的农信社在此刻却要安稳许多。尤其是那些甩掉包袱，转型成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的机构，更是轻装上阵，实力雄厚。

　　数据显示，在监管层大力推动农信社改革下，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830家，比2010年末增加725家，农村商业银行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数的37%，资产规模占比达到了61.5%。

　　在国内的很多县级市，当地的农商行或农合行都是区域内的第一大金融机构，有的业务规模甚至超过四大行当地分支机构的总额。这些农村金融机构遍布乡镇的的网点为其带来相对稳定的存款。同时，由于这些机构更多从事小额、分散的涉农信贷业务，在经济下行时其抗风险能力反而更强。

　　“一般银行的放贷逻辑是企业倒闭了，贷款就变成不良。但做小微贷款的，考虑更多的则是这个贷款人本身，干这个行业不行了换一个行业就起来了，贷款反而处于安全状态。”泰隆银行台州管理总部总经理元志卫表示。

　　面对城市业务、大型客户高度竞争且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不少商业银行开始将眼光真正转向那片曾经被遗忘的领域。

　　今天看，无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纯商业公司，都已经意识到农村市场蕴含的巨大潜力，并开始着手进行挖掘。农村这片蓝海，真正焕发出让人心动的魅力。

　　一支不断耕耘的队伍

　　和农商行们一样，相较农村市场的觊觎者和新入围者，那些长期从事农村服务的金融机构们此刻显示出在该领域独特的竞争力。

　　资本市场是最佳的风向标。5年前，中国农业银行刚刚完成IPO，用定位“三农”的卖点获得了全世界投资者的青睐。无独有偶，5年后的今天，另一家从事“三农”金融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完成了战略投资者的引进，站在了IPO的门口。而在这5年中，另两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庆农商行和哈尔滨银行，也均主要从事农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这些机构的迅速崛起有赖于其在农村市场的持续发力。早在2008年，农行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发放名叫“惠农卡”的银行卡，并在随后启动了金穗“惠农通”工程。这种银行卡+转账电话+POS的服务模式，是农行在农村领域的基础设施工程。

　　数据显示，目前，农行已发放惠农卡1.7亿张，建立服务点65万个，布放电子机具120万台，覆盖全国75%以上的行政村。一张看似不起眼的卡，已经成为农行在农村植入各种服务的强大平台。“公司+农户”、“双联惠农贷”等今天形成有效规模的产品和服务均基于此。

　　为了更好地研究“三农”业务，农行还推行了“三农”事业部制改革，确保有专门的机构、人员和资源服务“三农”，并单列条线进行利润核算和绩效考核。目前这项改革已经向农行的全部县域支行铺开。

　　通过“三农”事业部改革，农行不仅能更清楚自己在“三农”领域工作中的情况，还能获得来自财税政策层面的相关扶持。目前，农行在农村的服务范畴已经覆盖了农户、新型农村经营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个方面。

　　5年前，邮储银行刚成立不久，但支农的基因伴随老的邮政储蓄体系一脉相承。遍布城乡的近4万个网点，让邮储银行自诞生起就成为了支农的金融主力军。

　　贴近农村最基层让邮储银行更为关注普通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目前，邮储银行的涉农贷款余额7000多亿元，其中占比近80%的是农户贷款，户均仅有6万元左右。

　　相较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支农来得更为纯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在过去5年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认可，多次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就农发行支农的要求进行了说明。

　　从过去单一的粮食银行，到今天政策性金融服务覆盖粮棉油全产业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多个领域。现在的农发行已经成为上到中央、下至各级地方政府支持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金融帮手，成为政策意图的执行者和配合者。

　　这几大全国性金融机构，加上遍布全国各个县域、正在改革转型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一支前所未有的专业支农金融队伍正在逐步形成。

　　在这支队伍中，有着许许多多坚守一线、默默奉献的农村金融人，他们的事迹感人泪下、可歌可泣。

　　西藏阿里，地广人稀，5名员工坚守着农行冈仁波齐营业所，高寒缺氧、病痛、亲人长期分离甚至生离死别，在这种坚守背后有着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但为了当地金融服务的正常开展，他们依旧坚持。

　　湖南湘潭，夏日高温可达40多度，粮仓内更是闷热难耐。农发行的基层信贷员在此时却依旧严格地清点仓容、核对码单。为了粮食收购贷款的平稳发放，他们选择坚守。

　　在浙江武义县的山区，邮储银行的信贷员花4-5个小时，走着泥泞不堪甚至伴随危险的碎石路进山，只为山上一个野猪养殖户做贷前调查。为了支农支小、为了扶贫，他们愿意坚守。

　　正是这些可爱、可敬的农村金融人，是农村金融机构“坚守”的最直接体现和农村金融服务最直接的输出者。

　　一张催人奋起的宏图

　　2015年两会过后，掌舵农发行10年的郑晖将接力棒交给了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解学智和来自中国银行的祝树民。新的管理层架构开启了农发行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

　　刚刚引进战略投资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在完成我国最后一家大型银行登陆资本市场的临门一脚。未来，更成熟的资本补充机制，更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使这家年轻的大机构在支农上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大大小小的农信社正在奋力转型成为农村商业银行，经营优秀者们甚至也在积极争取叩响上市的大门。改革中的产物省联社未来的方向，也伴随着这个进程将被进一步探讨和实践。

　　新兴设立的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仍在尝试用完全不同的思路切入农村市场。

　　全国多个地区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试验区正在蓬勃兴起。大家都在探索，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导的范畴内，在现有的框架体系下，寻求新的突破。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的经济工作定了调，多个关键词都和农村、农业、农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楼市去库存、供给侧改革等措施和战略的实施都需要极大发挥农村的潜力。这些具体工作最终落实的背后，都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配套。

　　站在今天看未来，犹如当初站在5年前，这些设想、这些计划依旧那样鼓舞人心，农村改革所迸发的活力也一定会超越人们的想像和期待。

　　十二五的画卷还未合上，十三五的蓝图已经展开，农村金融任重道远，我们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