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被西方媒体用以形容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尽管中国仍将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悄然变化，经济增速已经下了一个大的台阶，过去三十年平均10%左右的发展速度将难以为继，以出口、地产投资为主要拉动力的旧的增长模式正在改变，中国经济自身的新常态也正在逐步确立。

　　习近平在今年指出，要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决策层罕见地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方向性和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产业政策、政府行为都将发生常态性的变化，这必然带来债券投资策略的重新思考。

　　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的“常”，意味着长期相对稳定。在我们看来，新常态首先是放弃对速度过高的要求，转为长期保持在一个与资源和环境相匹配、更加可持续的合理区间，并在这个合理增速区间逐步调整和优化结构。政府对宏观经济会有托底的保护，但绝无通过强刺激令经济增速大幅走高的必要，货币政策将走出大幅放松之后再大幅收紧的简单轮回。这给债券市场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受益于货币政策的大幅放松而带来的大牛市和快牛市以及强刺激之后由于通胀大幅上升货币政策转为大幅收紧带来的大熊市都将减少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市场更多的时间将处于一个温和而持续的趋势之中。在这种温和的趋势之中，资本利得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而在时间复利的累积作用下，债券票息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

　　其次，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新常态与欧洲、日本接近于停滞的“新常态”有着显著的区别。7%左右的增长代表的是一个经济整体的增速，一方面，这是一个不低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由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导致不同行业会出现明显的增长差异，一些新兴行业仍可以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而部分传统行业不排除出现负增长。技术上的革新以及管理上的革命甚至会导致在同一个行业内部的不同微观企业主体出现重大的差异。这将迫使信用债投资彻底改变过去单纯自上而下的投资理念，转为自上而下的仓位与行业选择与自下而上的个券选择相结合。信用债券行业轮动与个券阿尔法的盈利模式将逐步确立。这也恰恰能解释今年以来，相同评级不同行业信用债表现的显著差异，以及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个体信用债表现的巨大差异（最经典的对比案例：金风与华锐）。

　　最后，债券投资策略的调整不能仅仅只考虑经济新常态的影响，还要考虑包括利率市场化和违约常态化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伴随市场利率的走高或者走低，但是存在一次性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保护银行利益而导致存款利率过低以及存贷比要求过高的情况下进行改革，需要警惕这种一次性冲击对债券市场的负面影响。

　　违约常态化，最重要的在于减少了政府对信用的背书，强化突出市场主体自身的真实状况和意愿。这与前面带来的影响是一致的，就是投资者需要加强对企业基本面的研究。总而言之，债券投资依靠个人自上而下的研究能力和经验作战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依靠团队整体的研究实力深入分析行业动态、自下而上发掘价值的时代正在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