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披露的一系列与国资有关的大案，均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

　　事件发生的逻辑似乎如下：华润电力也好，延长石油也罢，均由国资为大幅高估的资产买单，少则数亿，多则上百亿，进入了不知名幕后人物的腰包。

　　操纵资产估值进行利益输送，在不完善的市场属于常规寻租办法，国企有，民企也有，未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概莫能外。只要存在弱势的一方，只要存在利益输送的空间，只要存在瞒天过海的评估机构，只要没有公正的司法救济途径，利益被出卖的一方只能吃哑巴亏。

　　据《理财周报》报道，从2008年以来，零七股份的“矿故事”从未停息，支撑着公司股价的腾飞。2008年10月末至2013年2月22日，零七股份股价上涨6.5倍。从铁矿、钛矿到钽矿、铌矿，在遥远的非洲，一个个“矿故事”层出不穷，虽然并未给上市公司带来真正的利润增长点，虽然遭遇到业内人士的质疑，但在分析师的推荐报告护佑下，零七股份的股价常常一飞冲天。

　　再看山西民营煤矿整合，使用的手段也如出一辙，通过当地的评估机构操控煤矿价格，而后拖长支付账期，如此一来，收购者的负债大幅下降，甚至支付时间长到失去了意义。

　　在这些资产重组故事背后，普通投资者成为买单者，无主的国有资产受损，全体国民的利益受损。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一些资产并购重组故事中，连当地的强势群体都成为受害者。

　　面对不公平的市场，有两种选择，或者回到老路全部国有，没有市场化，没有交易套现市场，也就没有资产评估，没有利益输送。但走老路难以回避根本问题，国企的低效与不可逆的风险，应该怎么办？正是因为国企低效到了极致，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所需，无法解决庞大的失业大军，使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贫困，在三十年前我们才启动了市场化改革。

　　或者背水一战，通过建立底线司法救济渠道，建立公平的信用体系，截断可怕的大额利益输送渠道。如此，才可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法治经济体系，中国才可能杜绝最糟糕的困境。

　　有人常常拿俄罗斯私有化作为例证，证明市场化在这样的国家是如何的不合时宜。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泛滥的权贵资本主义，正是缺乏法治、缺乏底线救济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一夜之间学习俄罗斯，考虑到中国法治基础与现实国情，恐怕会比俄罗斯私有化过程更糟，会变成对公民权利、公民利益的普遍侵害。擒贼先擒王，对大型企业与政府的约束格外关键。

　　在坚持物业保护方面，地方政府显然应该开个好头，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而引资，渡过难关之后关门打狗，美其名曰保护生态、保护公务员不受矿主腐蚀，是倒果为因、强词夺理。连地方政府都没有契约精神，甚至引入公检法、信用资产评估等各种力量，强夺他人财产。

　　杜绝大型企业的利益输送，将堵住中国经济最大的出血管。大型金融机构、国资委下属的央企，受到重重监管，但从中钢集团并购的巨额亏损，以及此次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所受的质疑来看，所谓的重重监管不过是薄纸一张。资产爱怎么评估就怎么评估，几十亿的资金爱买哪家垃圾企业就买哪家垃圾企业，大不了说一句投资失误，在利益输送者的支持下换个肥缺照样当差。

　　中小企业如法炮制，地方政府常常把当地银行视作自己的出纳，爱让谁当董事长谁就能当，城商行的风险管控机制可想而知。频频换帅的徽商银行提供了一个最佳研究案例。

　　典型大企业已经遭到举报，不信任的情绪迅速蔓延，是时候以底线公平及时重塑信任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