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场所“政策红利”下困局犹在

　　期货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享受“政策红利”地区的交易场所、专家在面对记者采访时都避热不谈，经侧面了解得知，目前多家交易场所形势仍不容乐观，“高门槛儿”设立的交易场所仍处于探索阶段。

　　[1]转型升级有抓手

　　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活动(下称“回头看”)的无限期延期背景下，“回头看”的话题不再热门，行业人士已意识到目前是常态监管的大环境。随着多个地区“政策红包”降临，新资本开始谋划新一轮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蓝图，但经过清理整顿活动洗礼存活下来的交易场所热情却不高，有的地区认为要根据政策指引积极发力，有的则认为“纸面政策”落地不易，早期清理整顿活动的依据“国发〔2011〕38号 ”“国办发〔2012〕37号”已过去多年，但其约束性犹在，这导致交易场所业务创新难度大。

　　2月27日，商务部通过官网发布了由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于《意见》的出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商品交易市场进入发展平台经济的新阶段。商品市场通过资源整合、流程优化和组织协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以流通创新促进商产融合，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推动市场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在产业融合、质量效率提升中，形成平台经济发展新模式。

　　《意见》提出三大方面的任务：一是构建平台生态，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商品市场发挥实体优势，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创新经营模式，加强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对交易场景进行数字化重构，推动商品、流通和配套服务高效融合。构建以信用评价为核心的平台经济共治体系，完善信用建设。二是加强分类引导，促进商产融合。《意见》根据农产品市场、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各有侧重的发展方向。农产品市场要强化产销对接，多渠道拓宽产销对接渠道。鼓励工业消费品市场跨界融合，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和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生产资料市场要向上下游延伸，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三是发挥集聚优势，推动协同发展。推动跨行业跨地域商品市场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引导集群联动，更好地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贸易便利化政策落地。

　　“《意见》是一个相当完善的纲领性文件。”原广西糖网副董事长、核心商务模式设计人周广俊接受期货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互联网为产业赋能，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前提。以商贸带动整个产业，尤其是生产端，把生产作为结构性的梳理和带动，让它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和助力。商贸这边是通着金融的，所以说应该是商贸和金融共同带动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意见》非常接地气儿，非常脚踏实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交易场所的转型方向应该向着《意见》中所指出的方向进行转型升级。

　　“大宗商品市场也应该定位于《意见》所指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我把它定位于现在提倡的新旧动能转变发展方式的四新经济，包括新产业、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意见》其实和‘38号文’做了一个切割，没有提到‘38号文’中的相关内容，我认为，新的大宗商品市场就应该按照这个文件精神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来发展平台经济，从而走出‘38号文’所要求的思维模式，在技术应用上和发展模式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创新点。”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上海市《办法》频出

　　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其一举一动备受行业人士关注。2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通过官网发布了“关于印发《上海市交易场所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的通知”，同日发布的还有关于《办法》的政策解读。上海市政府在解读《办法》中称，突出共性与兼顾个性的原则。鉴于不同类型交易场所运行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国家相关部委也有相应的行业管理规定，《办法》主要就共性和核心问题提出基本要求，不做“一刀切”。既为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发展留出空间，又便于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行业特征制定实施细则。

　　“此《办法》出台是国家相关部门对地方政府的要求，《办法》成为上海市交易场所今后如何设立、运行、发展等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发布负面清单以及对各类交易场所的监管是很有新意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

　　《办法》指出，本市设立市金融稳定发展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按照本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机制，负责指导、协调交易场所规范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上述官员认为，联席会议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一种延续，联席会议起到了协调不同管理部门的责任作用，例如协调银保监会、证监会、公安局、法院、金融办等。以交易场所的管理为例，商务委员会只管大宗商品现货领域，但是文化领域的就要归文化部门管，例如邮币卡，航运领域的交易所就要归交运部门管，所以需要一个协调部门，针对不同行业的交易场所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是好事情。

　　谈及上海市下一步的监管动态，该位官员认为，交易场所“黑白名单”应该不会出，上海市内部不叫“黑白名单”，只会有一个类似于通过清理整顿内部验收合格说法的管理名单，但这个名单会不会对外公布还要打一个问号。如果说通过验收交易场所称“白名单”，那其他没公布出来的就是“黑名单”了?不能完全这样说，因此公布名单的事情就比较敏感了。即使对外公布通过检查验收的交易场所，也不会以“白名单”的形式出现，可能会公布哪些企业按《办法》中第二十一条要求纳入资金监管体系中的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可以起到类似“白名单”的效果，是一种变相的“白名单”，因为只有规范发展的交易场所才会按照《办法》等监管政策的相关要求去做。

　　记者查阅《办法》了解到，第二十一条要求交易场所应当实行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的隔离管理，切实维护客户资金安全。交易场所应当在本市经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用于交易资金结算的银行账户。交易场所应当实行交易资金第三方结算制度，由交易资金的开户银行或非银行支付机构负责交易资金的结算，按客户实行分账管理，确保资金结算与客户交易指令要求相符。交易场所应当与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就账户性质、账户功能、账户使用的具体内容、监督方式等事项以监督协议的形式做出约定，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交易场所不得借用银行信用进行经营和宣传。对未接入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但符合相应资质的交易场所，由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鼓励交易场所接入依法设立的交易标的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

　　“我对《办法》持一种谨慎肯定的态度。”胡俞越向记者表示，上海的各类交易场所在全国来说还算是管得住、管得严。《办法》基本上还是把“38号文”具体化，但没有完全去重复“38号文”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延续，可它还是留了口子、留了空间的。有些方面它就没有强化，比如“38号文”讲的标准化的问题，它就没有特别强调。这两年来都把三大攻坚战之中全面防控风险放在首位，而防控金融风险又是重中之重。在防控金融风险中，肯定会把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风险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既然大背景是防控风险，地方政府就要落实主体责任，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相对应的文件，都起到了一个示范效应，是有积极意义的。

　　[3]大湾区交易场所迎发展良机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纲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行动指南。谈及《纲要》，香港上市公司中国金融融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剑梁接受期货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纲要》出台是大利好，此政策特别是对年青人及创业者有帮助。大湾区应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另一块试验田，前有深圳40年，今有大湾区。政府需要多鼓励交易场所‘自己行’，不能过度干预。在有纸面政策后，下一步就让企业大胆去创新，这是一个试错纠正再走的过程，没有一个完美计划。”

　　《纲要》指出，支持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际化水平。广州交易所集团成立于2010年，拥有广州产权交易所、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广州商品交易所、广州物流交易所等5家通过国家层面验收通过的专业化交易机构，广泛布局大宗商品现货、农业产业资源、互联网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新业态。广州商品交易所(下称广商所)总裁张青鹏向记者表示：“《纲要》是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战略规划，从我们的直观感受来谈，这份文件立意高、视野宽、涉及广，里面蕴含着大量的发展机会。作为身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的交易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广商所一直以来立志于建设现代化的大宗商品要素流通体系，这个方向和《纲要》的精神非常契合，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深耕细作。”

　　张青鹏进一步表示：“近年来，随着监管层不断对交易场所开展清理整顿活动，行业在监管的引导下逐渐正本清源，‘脱实向虚’的行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为交易场所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但光有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是不够的，怎样结合产业客户需求，提供市场真正需要的服务和产品，这是企业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

　　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下称前海联合)因起点高，股东背景实力强，背靠香港交易所，一直被视为大宗行业的风向标。《纲要》指出，支持前海联合建成服务境内外客户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探索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前海联合正探索的模式之一便是为真正做现货的交易平台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他们主体资质和系统风控的问题。前海联合作为港交所集团唯一在中国内地运营的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具备能够被各行业广泛接受的交易所品牌和公信力，同时又是真正市场化、国际化的商业主体。前海联合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在交易清算、仓储科技、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核心能力优势，全面对接各地的商品交易市场，为其提供开放的底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包括仓储物流标准规范在内的系统科技支持和综合解决方案。

　　“传统的交易所也要放下身段，打破金融的‘白手套’思维和部门藩篱，积极探索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支持和服务实体。”上述知情人士如是说。

　　“站在香港的角度来看《纲要》，其意义在于发挥长板效应，重启香港经济增长。”香港金融资产交易集团董事长尹满华向记者表示，香港优势和劣势明显，其优势在于“一国两制”带来开放包容的环境和完善合理的制度令香港受到全球市场认可，这是香港能够发展出发达现代服务业的基础。香港劣势则是受到地域限制，缺乏实体产业支撑，长期“瘸腿走路”令其在物质资源层面极度依赖进口。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给了香港一个扬长避短的机会，使其既能在现代服务业层面引领大湾区的发展，又能在实体产业方面得到广东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更重要的是，香港过去一直扮演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更多的是执行信道和窗口的功能，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推行，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将发生根本的转变，从“超级联系人”这一个带有一定局外人性质的身份转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带动者和直接参与者。

　　谈及《纲要》落实的难点，尹满华认为，粤港澳一体化建设中，香港与内地合作重要的是金融领域的深度合作。在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中，至少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两地投资者和投资习惯不同。内地的金融市场大多由散户主导，投资习惯也多少带有散户心态，无论是追涨杀跌还是迷信刚兑，都对投资风险的敏感度偏低，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若不能辅以适当的投资者教育，必然会加大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第二，两地市场规则不同。大到法律法规，小到开户流程，两地的规则存在着较大差异，随着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规则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沟通成本和学习成本也会越来越大。第三，监管难度的增加。《纲要》核心是推进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但随着跨境投资范围的不断扩大，产品的种类必然会越来越多，产品的复杂性也会明显加大，这无论对香港还是内地的监管领域，都是新的挑战。

　　[4]广西依托东盟发展空间巨大

　　“其实国家政策是环环相扣的，单独看待《纲要》故然是一种看法，但若加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大湾区、广西、东盟加一起就是一个大圈儿了，正好还都是海上丝路地域。”陈剑梁说。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12月28日，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的通知》(下称《总体方案》)。记者通过浏览《总体方案》发现，在九大方面二十七大专项任务中便提出要强化面向东盟的金融市场合作，支持建设中国—东盟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

　　1998年，广西糖网第一次核心业务转型，成功推出中远期交易与现货结合方案，采用标准化交易，非标交割(货物串换)，结合供应链服务。2013年第二次升级转型，按现货法律及合规要求，将中远期交易重新设计，2014年9月推出“现货交易平台+贸易商(特别委托)”模式。谈及广西交易场所未来的发展，原广西糖网副董事长、核心商务模式设计人周广俊表示：“目前国内的改革开放力度很大，广西也有《总体方案》支持，未来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推动。《意见》的发布是各类交易场所包括电商企业转型升级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沿着这个思路再加上广西的交易场所依托着东盟的大后方，是大有可为的。”

　　对于广西目前交易场所的境况，周广俊介绍，广西交易场所目前的情况和全国各个省份差别不大，广西糖网现在继续沿着以前的模式发展，但是现在糖业格局比较复杂，所以困难还是比较多的，可以说是艰难地在产业里渗透。而其他几家大宗商品类交易所，可能还是以投机为主，在实物的交割和产业的结合，以及人民币结算的尝试上做得还不够。

　　期货日报舆情监测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广西地区交易场所并不活跃，新成立的交易场所数量和其他地区比起来也有一定差距。为了更好地了解广西交易场所发展状况，记者联络了广西几家交易场所负责人，但都以各种理由婉拒采访。

　　[5]海南话题虽多实则进展缓慢

　　201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强调，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201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支持依法合规在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支持开展橡胶等大宗商品现货离岸交易和保税交割业务等。

　　2019年1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指出，2019年，海南将创新五个制度，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其中一个是积极推进设立符合海南产业发展方向的交易场所，筹建中国(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等。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海南各类交易场所发展备受支持，与大宗商品平台相关的业界人士对其翘首以盼，以求借鉴学习新的模式、经验来改变目前处境。

　　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讲话到政策的快速响应，一段时间过后海南省交易场所发展境况是什么样子呢?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8年9月18日公布了通过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检查验收交易场所名单，通过检查验收的6家交易场所分别为：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洋浦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亚联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为了解海南交易场所发展状况，记者和上述某些交易场所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但都以“不便发声”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郑州郑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郑大信息)作为国内专业的交易场所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副总经理周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的交易场所发展暂时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况，政府尚未展开拳脚。如果政策无实质性变化，企业不会出现大的创新。目前，海南还未出台类似上海、山东等地针对行业发展如何落地的实际政策，依据的原则仍是清理整顿活动中的“38号文”“37号文”，这两个文件对交易模式的约束在行业内备受争议，所以说目前海南交易场所发展没有特别好的创新。

　　记者通过搜集资料发现，2月19日，海口国家粮食交易中心通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验收批复，正式投入运营。去年12月，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在海口市揭牌，香港全球药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与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式签订三方“海南药品交易中心”(暂定名)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一边是交易场所仍处困局，一边是新“脸庞”不断出现。对此，周杰告诉记者，新开的交易场所要么尚未开展线上业务，要么传统业务模式简单线上化，交易规模上不去，目前市场特别需要政府出台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交易模式创新的支持政策。

　　[6]浙江政策红利下仍需破解难题

　　浙江省自贸区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建设国际油品储运基地。依托中国(浙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开展原油、成品油、保税燃料油现货交易，条件成熟时开展与期货相关的业务。宁波财经学院教授王永龙接受期货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一直以来是大宗商品交易非常活跃的地区，在平台数量、规模、模式等方面居于全国前列，特别是在宁波和舟山这两个港口城市，依托独特的港航区位优势，通过大宗商品贸易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回头看”洗礼，大部分交易场所在合法和合规经营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王永龙进一步介绍，目前，浙江地区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除了保持原有在某些细分行业(如矿石、液体化工、金属、煤炭、农产品、塑料、轻纺原料等)的领先优势外，油品全产业链交易正在形成区域性集群，尤其是在浙江自贸区框架内，政策层面赋予了多方面的灵活创新措施。譬如提出在扩大现货贸易基础上条件成熟时依法开展与期货相关的业务、开发油品跨境贸易、保税交易、放宽场外业务等。

　　王永龙认为，这些创新制度至少表明：第一，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而言，监管层面并没有采取绝对的“一刀切”，而是有选择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只要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方向发展，对于合法合规经营的交易场所仍积极鼓励。大宗商品走现货贸易模式是其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必然选择。第二，通过自贸区制度与政策创新引领大宗商品贸易方向，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大宗商品领域，形成由中国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是一项国家战略。

　　从政策层面来解读，王永龙说，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无疑正在迎来新一轮政策红利周期，这也是我们大宗商品全行业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但如何将政策创新落到实处，却仍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实际上，即便是在像浙江这样的制度创新先行区，大宗商品领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问题概述为“四个不充分”：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不充分，二是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三是全产业链协同不充分，四是全面监管不充分。因此，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格局看，着力破解这些难题显然是长期任务。

　　如何破解难题，王永龙向记者表示，需要在三个关键点上做足功夫：首先，促进交易场所向平台经济转型。《意见》的发布无疑会在今后长时期内发挥引领作用，当前要做的事情是通过供应链协同平台构建多格局产融、商融机制。其次，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积极促进业务创新。这里有二个要点必须明确：一是业务创新不等于模式创新，这对于大多数交易场所能否实现向平台转型至关重要;二是监管不可以“一刀切”，必须要有选择性和严格界定，理论上来讲，监管必须要强有力但不能抑制创新积极性，就此而论监管也必须创新。最后，充分领会国家战略意义，只有在符合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才有实际意义。积极主动嵌入国家战略显然比游离于国家战略之外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政策性红利。所以，应积极引导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在“质量、效率、动力”三个变革上下功夫。

　　[7]交易场所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在“回头看”无限延期的背景下，有关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的政策利好消息无疑让人喜出望外，但期货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方交易场所负责人却避而不谈。面对此现象，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政策拍脑袋成分多，所谓的政策利好不符合从业者期待，缺少干货，业内人士又不便评论，所以选择沉默。二是政策利好的获得需要交易场所付出更多的投入和代价，综合效益评估不理想，所以，对利好政策响应者少。三是整顿后整个行业还没有恢复元气，资本和人才流失严重，利好政策的实施缺少基础支撑，中看不中用。在这些情况下，交易场所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主要是观望和等待，对政策不做评价。”

　　除了不便接受采访的交易场所负责人外，其他多家交易场负责人向记者反映，政策虽好但缺乏实际的指导意见，很难落地。同时，交易场所业务创新的过程中受“38号文”“37号文”的约束很强，业务发展很难有新的突破。对此，胡俞越表示：“‘38号文’强调的不允许标准化交易、连续交易、撮合交易、匿名交易等是期货的特点，但不是期货的专利。做市商是普遍的交易模式，在国际上已经很成熟了，国内也很普遍，只不过是让大宗商品市场玩坏了，所以在‘38号文’中把这个也给否了，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用七八年前的东西来约束今天的行为，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将会阻碍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互联网市场的发展。”

　　“我们应该积极鼓励创新尝试，创新本来就是一种试错。但当下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党中央号召要敢担当，另一方面存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谁也不敢担当。”胡俞越如是说。

　　目前，在交易场所“低调”发展的背景下，记者注意到多地仍不断有新的交易场所成立。对此，宋向清认为，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指导意见，也缺乏交易模式创新引导，以至于既有大宗商品交易场所不知何去何从。而新资本在政策利好刺激下蠢蠢欲动，谋划筹建新的交易市场，这将可能引起新一轮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洗牌，市场新一轮竞争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