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成为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外汇增加压缩了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带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棘手的国际贸易摩擦难题。人民币存在币值变动的压力说明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水平可能存在偏差(热钱涌入是在现实中的反映)，而这种偏差正是我国经济内部存在不平衡的外在反映，因此继续保持目前的汇率水平自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小影响。
理论研究表明，汇率失调不管是高估还是低估，都会使经济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价。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汇率失调会对经济产生持久、深远的负面影响，比如 Edwards和Savastano(1999)指出“持续的高估应被视为是货币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兆；汇率的持续失调通常是与经济在中长期内的低迷联系在一起的”。Cottani等(1990)运用24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均收入、出口、净投资和农业的增长都与汇率失调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确定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水平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是决定中国汇率水平的调整幅度及调整方式的基础。
近期一些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实质汇率在大部分时期偏离人民币实质均衡汇率轨迹，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中国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和经常项目盈余导致的净对外资产余额的不断增加。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会持续发生作用，需要适时地调整宏观和汇率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内在需要，否则就得付出代价。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盯住目前的汇率水平给中国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较大压力，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入使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冲消政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货币政策陷入被动，以国内经济变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因汇率制度的需要而受到约束，也就是说，内部的经济不均衡调节受到了外部不均衡的牵制，这必然会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不小成本。
如果说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提升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和灵活度，调节外部均衡的灵活价格体系(汇率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市场供求因素的决定结果)也将更好地作用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人民币汇率升值无疑对于宏观经济来说是有益的。但目前不管是政策决策者还是微观经济主体都对人民币升值有所迟疑，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会对微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国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制造品为主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试产上的竞争力。但稍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就会有不同的判断：
首先，我国初级制造品行业的产能有明显的过剩迹象，也就是说中国有相当多的制造业产品有价格调整的空间，汇率的调整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到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并且，人民币汇率调整后，将导致折合成外币的成本发生变化，出口商完全可以根据这一变化相应调整自己的作价机制，出口总收入不一定会受损，因为不能单纯从成本角度来分析汇率变化对出口造成的影响。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价格最终变化的过程很复杂，不能套用简单的计算方法。因此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更重要的是调整生产方式，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全面利用汇率变化后带来的机会。
此外，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仍将是我国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价格的调整将非常有利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随之产业结构也必然会发生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调整，而汇率的调整将从最根本的微观机制上促进这种调整，这在长期中必然惠及到整个经济，包括微观和宏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在更大程度上起到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产生价格水平调整导致出口收入在水平上的简单单向变化这样的效果。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整不仅利于宏观经济运行，更符合微观经济运行的现实和发展趋向，因此也同样有益于微观经济。
去年我国汇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现快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但如果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继续相对提升，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会持续发生作用，就需要适时地调整宏观和汇率政策来实现经济成长这一内在需要，长期中汇率决定制度灵活度的提高是必要的。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何种汇率制度最优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结论。不同类型的汇率制度各有其优缺点，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而言，最重要的是选择与自己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相协调的汇率制度。Huang和Malhortra(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对样本中的西欧发达国家来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其经济增长率及其变化率没有什么显著影响，尽管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确实有稍许的经济增长效果；而就样本中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汇率制度选择确实对经济增长率有影响，但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并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表现最优。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汇率制度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影响，其选择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结论对中国长期中汇率制度的选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是符合需要的，不过这并不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一定要实行高度自由的浮动汇率制。
汇率制度朝着汇率决定机制更为灵活化的方向变动不可避免地与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紧密相关，因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没有较高的自由度，汇率的灵活决定就不会是一种现实，这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而言，固定汇率制度的维持通常需要严格的外汇管制。而浮动汇率的选择通常是与资本的自由流动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是促使汇率制度走向浮动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也正是发生在当今世界的一个事实，1990年代以来私人资本流动规模和频度的提高就与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相伴随。
加入WTO对金融业开放的承诺使资本项目开放的压力迅速增加，2002年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引入是这种压力逐步变为现实的一种反映。在目前资本项目仍受管制的情况下，外资的大量流入和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使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产生了很高的运行成本，如国内信贷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进几年来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货币政策因冲销的需要自主性大幅下降，政府被迫持有大量的低收益外汇资产等。显然，外汇管制与汇率决定制度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在不断升级，而通过国内经济的调整来解决这一矛盾的成本也因此在大幅上升。
所以，直接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或许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当然，可以选择的办法之一是放松外汇的管制，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但这种办法目前并不可行，因为不太健康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巨大隐忧，银行体系大量存在的不良资产本身就是经济健康运行的一个隐患，再进一步来讲，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也正是我国银行体系风险管理能力还有待提高的外在反映，而内部经济的不稳定尤其是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会给高度敏感的自由流动资本制造出巨大的投机空间，资本逐利的本性和规避风险的本能将给宏观经济带来难以预期的巨大挑战。因此，在风险因素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非常有可能带来相当不利的后果，由此原因引发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在现实中也并非特例，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等血的教训都历历在目。因此，汇率水平的调整和汇率决定机制的灵活化应先于资本帐户的对外开放，而在银行体系改革和夯实以及监管的有效性提高之后，资本帐户开放的时机就相对比较成熟。
汇率的调整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到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且人民币汇率调整后，将导致折合成外币的成本发生变化，出口商完全可以根据这一变化相应调整自己的作价机制，出口总收入不一定会受损，因为不能单纯从成本角度来分析汇率变化对出口造成的影响。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价格最终变化的过程很复杂，不能套用简单的计算方法。因此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更重要的是调整生产方式，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全面利用汇率变化后带来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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