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救死扶伤行为解析-从“小悦悦”事件谈起》论文点评

2012年04月24日 09:11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马骁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2012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其中“分论坛三”是对2012中国信用建设论文征集评选活动中的优秀论文进行研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马骁《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救死扶伤行为解析——从“小悦悦”事件谈起》获得优秀奖。获奖论文作者介绍了创作的思路以及得到的启发和结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和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亚光进行了点评。>>>2012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专题 >>>2012全国信用优秀论文征文获奖名单

    论文点评文字实录

    马骁:杜老师,刘老师,张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首先说一点,我自己是学法学的,学了7年法律。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救死扶伤行为解析——从“小悦悦”事件谈起》。

    我们回顾一下小悦悦事件,这个事情基本是在去年的10月13号,原名叫王悦悦的小姑娘在广州被车撞了,在7分钟之内连续18个人没有救助,都选择了漠然的离去,引发了大家对于救死扶伤的讨论。

    现在讨论的声音是越来越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导致这种悲剧的发生?首先我们看一下产生的原因,这就是事件的主人公,左边就是没有被撞车之前的小悦悦,右面是在医院救助的时候。

    救或不救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果救助过程中收益大于成本的话,他就会选择救助,如果反过来的话,可能就不会去救助。一种是区域的行为,一种是利害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物质上的核算,它包括了一个政治、名誉还有社会效果、评价等等因素综合的一个测算。

    近年来一种现象,随着主动救助者被敲诈的发生,救死扶伤的行为大家都提高的认识。救助者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都在经过利益核算之后才去救或者不救。

    但是救死扶伤这种道德判断不会因为国家阶级还有民族而不同,古今中外都是受到鼓励和赞许的。为什么救死扶伤的行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会频繁的发现或者发生?需要我们大家来反思。

    对于合理利益的引导和非合理意义的制度,可以很好的启示当下救死扶伤的行为,其实这也是在过去探讨经济理性前提的假设之前,用新世纪经济学的视角来进一步分析救死扶伤这样一个话题。

    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呢?基本上是从它的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两个层面来对它进行解读。从社会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说,一般的制度指的是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来构成的,法律本身带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已成为典型的正式规则。法律规定了一个社会行为的走向,它也激励和约束着行为人的行为,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一个坏人变好,一个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

    因为救死扶伤它存在巨大的外部性,当产生清晰和权利责任边界之后,救助行为给他人带来收益的同时自己的私人收益也能得到补偿。

    在不考虑其他的情况下,当自身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的时候,救助者没有得到的制度的激励,从而采取不救的行为。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所以他就不救。

    如果说从刚才我谈到的正式制度,下面我谈一下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谈一下。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的制度结构。这里说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它是一种节约的工具,可以减少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减少制度的成本,也与个人所理解的公平伦理道德相交织。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是一种价格的判断,只不过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判断而得出的。

    到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那个时候的道德水平却并不低,就会涌现出像雷锋这样的乐于助人的人物。从意识形态的功能的角度就有一些说服力,因为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行为历来受到世人称赞。

    那么到了现在,救死扶伤行为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公平正义是完全契合的,这也使得我国在建国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好事,救死扶伤,成为了一种常态,即使是在当时法律制度相对落后的那种状态下,这种现象也是受到国家和个人的尊重的。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救死扶伤的理解就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受到市场冲击,人们对物质财富产生了巨大的追求,尊重个人的私产和基本的观念得到的强化,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多通过标尺来衡量自身的行为,究竟社会道德的底限在哪?还有多少成功的意识形态留存?似乎没有办法去考证。道德体系的滑坡,我并不认同现在社会诚信,或者社会道德体系已经到了沦丧的地步,但是要理性和认真的思考,我们就没有一点成功的历史形态。

    市场经济环境下平等公平,还有诚实守信都成了基本的要义。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国人在缺乏对国学素养的前提下,表现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狭隘理解,也表现出西方世界公平正义简单的盲目崇拜,这种心理上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使民众陷入意识形态的困惑时期。

    所以客观来讲,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上社会主义理念的不断教育,并没有使人们对道德的基本判断,就是在小悦悦被撞之后,有人还是向公安部门报案了。之所以在面对伸出救援之手的时候,人们无法做出积极的行为,主要是因为救和不救在道德评价和核算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内心强烈的纠结感困扰着人们的行为。国人在施救过程中体现出了盲目,冷漠,还有逃避。

    救死扶伤这种行为的缺失产生的严重后果有哪些呢?意识形态作为市场不足的一个方面,被看成是市场交换的行为,如果不给钱就不救人,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金钱的影子,道德就会贴上价码,失去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也失去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也将失去已经获得的财富和地位。缺乏救死扶伤行为的确给我国信用建设敲响了一个警钟。

    第二个方面,从路径依赖理论来探讨一下。一种社会制度总是会受到既定的文化传统,道德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使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没有益处,但是制度也可能被保存下来。在传统道德的文化建设下,在社会主义核心观念的指导下,救死扶伤不仅仅是一种医生的准则,更是社会公民行为的准则。救死扶伤的缺失状态还将在一定时间内存在。

    最后一个方面,从制度的角度谈一下如何去完善救死扶伤。

    第一,从正式制度的角度,就是要界定边界和确定权责。主要是缺乏对救助者和被救助者权利和责任的界定。救死扶伤从道德上是应该提倡,但是法律制度不能对救死扶伤做出必须的规定。如果法律制度连救人都要加以明确的规定,那么法律就成为了没有底限的道德。法律制度应该在此时对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清晰的界定,能确定的就是救助者救护的行为,对于施救的激励机制,以及对被救者的惩罚机制。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对于做好事不留名的现象的认识,这是一种产权不清的表现,必须通过制度性的规范对救死扶伤加以提倡,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就要得到鼓励和激励。加强对救助者行为的物质奖励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清楚的一个逻辑是,给予物质奖励的目的是因为有了救死扶伤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鼓励为了获取物质报酬才去救死扶伤,否则道德就会替上价格的交换的商品。

    最后要在正式制度方面,对被救助者的欺诈形成建立惩罚机制。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被敲诈和讹诈而不去救助,本来应该使救助者没德国救助,而失去了财产和生命,因为社会缺乏必要的惩罚机制,使救死扶伤行为减少。

    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的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和建设,对国人应该进行更多的社会诚信的教育,通过这个方面来从非正式的角度认识到救死扶伤的行为是有利的。

    刘宝成:我看了论文,我觉得非常感动。

    一点他选取了看起来是矛盾的悖论,就是如何把道德很艰涩的问题做研究,这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从学术上来说。

    第二,的确在经济、利益主宰社会的关系的时候,在经济利益参与到道德判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究救死扶伤,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美德行为,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路径。所以我对于这个选题表示高度的肯定。

    第二点,对小悦悦这个事件,中国有句老话叫哀莫大于心死,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人是不是心死了?我觉得没有,相反,实际上这30年的经济转型,意味着是中国人心性的激活期,我们对道德的缺失,心性的缺失,我们做出了非常悲观的判断。我甚至不同意道德体系滑坡这一点。

    因为我们对道德和诚信的需求突然之间增加了,还是用市场理论的观点,并不是道德行为的供应,大面积的绝对的减少,而是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了。

    另外一点,市场经济催生了人们对私权的崛起,对私权的觉醒,获取和捍卫无非两条路径,一个是主动的去获取,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另一方面是保守的角度去保护,说到底就是一个趋利避害。

    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对私权的觉醒,往往会走到一个消极的层面上,由于避害造成社会的伤害的压力。现在是中国所面临的尴尬。

    另一点对于诚信问题,对于制度的形成和建设问题,对于诚信的建设,纯粹是依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或者是政府权利是无法解决的。

    我也是学法律的,我的导师一直强调一点,西方的一个名言,(英语),法是伦理的奴仆,在我们没有对问题建立一个对与错,善与美之前,盲目立法,往往是事与愿违。

    接下来一点他也反映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对于道德建设缺失的问题,我们太多的相关的文章和讲演都说到了应该,我们应该加强制度近来,我们应该加强非制度建设,我们应该提高民众觉悟,但是主语是什么?谁应该这么做?而大量的影射是指向政府。这样无疑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利和期待,很大程度上会纵容政府滥用权利。

    所以要解决诚信问题,解决救死扶伤的精神美德的问题,必须有公民社会与之配套,人民的觉醒,人民自己的组织,而且我们也不能呼吁众多的雷锋的出现,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所以公民对自尊的要求,他必然去产生更强的侧隐之心,因为我一直强调,助人是自身的需要,并不单纯是受助者的。所以这是激发我们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们在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光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政治制度上,在审美观上,必然和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交融,在这个交融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弘扬我们传统的道德美德的这些库存,如何使我们在参与引领国际社会,人类社会的道德发展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是对我们全中华民族在当下时期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我的点评就到这里。

    张亚光:各位同学大家好,很荣幸能够和刘教授一块儿做点评人。刚才刘老师说到的几个观点我特别的受启发,也特别的赞同。

    他提到我们在当前谈论很多社会诚信问题缺失的时候,都把解决问题的指向指向了政府,希望加大所谓的监管力度,但是一旦把加强监管落实下来的话,实际上赋予了政府更多的权利,对于真正解决诚信问题未必是件好事。

    当然刚才我听到刘老师对这个论文做了很多正面的评价,我主要谈谈自己的几个看法。

    首先和刘老师的评价一样,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对小悦悦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而且我个人也觉得马骁同学抓住了经济学的精髓,我们现在谈论很多的信用问题,包括诚信这个概念的时候,有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道德概念。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道德概念,或者不主要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当人们选择守信或者不守信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内心经过一个非常理性的收益成本的计算之后得到的。

    而且他用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尤其是像诺斯最近几年提出也正在研究的意识形态,是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在经济史这两年诺斯比较用腻的一个环节,他用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好。

    但是我觉得不算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论文,马骁同学是去年才刚刚读的经济学的博士,从经济学来讲它有一套比较规范的写法,这个你以后会慢慢提到。

    我个人的建议,新制度经济学它的内涵,框架,要远远比咱们这个文章体现的要丰富,你基本上用到了制度的构成和功能,但实际上它的基本方法,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边界界定的角度,包括制度变性的角度,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包括构建一些响应函数,主要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谈。

    但是说到诚信问题,从经济学的方法解决的话,说服力最强的就是博弈论的方法,要对权利进行界定,但是权利怎么进行界定,实际上是由信息经济学去解决和构建的,将来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角度去探索。

    

(责任编辑:华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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