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一切均是利益使然，由此，也就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永乐电器在宣布和国美合并之前，陈晓摆出的就是和黄光裕誓不两立的架势，甚至和张大中联手，上演了一出永乐并购大中的好戏，为此付出的定金就有1.5亿元人民币之巨，但是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是陈晓在和张大中谈判之时就已经在和黄光裕密谋于暗室，陈张的协议墨迹未干，陈晓就一头扎进黄光裕的怀抱，充当起了国美永乐的CEO。
这叫什么，这叫情势比人强！在张大中看来，陈晓这么做无异于背信弃义，而在陈晓看来，自己这么做又怎么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呢？陈晓如果不投靠黄光裕，永乐就可能没有出头之日，而被永乐收入旗下的大中又会有辉煌的前景吗？
水皮今天在这里说国美、谈永乐，无意给这桩进行中的婚姻下什么道德判断，仅仅是提醒各位读者一个道理，那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眼下最有可能的恐怕是凯雷和三一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将徐工的收购进行到底，联合收购到底。
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现在徐工的并购案已经被政治化，在目前的情势下，不管是商务部也好，发改委也好，国资委也好，都不可能贸然拍板，因为拍板了也不算。事实上，最新的消息表明，国家发改委正在讨论一份名叫“关于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重点企业重组并购的决定”的文章，在这份文章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之前，相关的外资并购是不可能推进的。而在此前的评论中，水皮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鲍威尔访华替凯雷作的游说搞不好就是帮了一个倒忙，让徐工案上升成为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筹码。
现在的格局是，凯雷对于徐工志在必得，中国政府对此左右为难。批准凯雷的交易，将面临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本土民族企业的压力；不批准凯雷的交易，将面临国际上，尤其是美国自由贸易的批评，已经有人将徐工并购案的意义上升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试金石的高度，连凯雷这样的具有“总统俱乐部”称号的强力国际投行在中国的业务都被叫停，那么，又遑论其他外资呢？
最好的办法是两全齐美。
既能平息国内的不平之鸣，又能澄清国外的臆想猜测；既能拯救徐工于水火，又能确保凯雷有斩获，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就是凯雷和三一联手收购徐工，凯雷回归财务投资者的本位，一步到位引入战略投资者，既帮助徐工改制，又帮助徐工提升市场竞争力。
众所周知，凯雷是一个风险投资商，凯雷进入徐工的惟一目的就是为卖而买，为变现而进入，也就是说凯雷并不是徐工的最终收购者，凯雷说白了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凯雷并购徐工悬疑的重要原因，凯雷对于徐工的种种承诺，在水皮看来其实都是徐工管理层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条款，并不具有什么实质性的保障，试想，连企业都已经卖给别人了，徐工管理层又有什么资格对自己的新主人行使监督的职责呢？因此，难怪连管维立先生也对徐工并购案中凯雷的角色产生疑问，直言为什么不直接卖给卡特彼勒。谁又能保证，凯雷背后的真实买家不是卡特彼勒？
凯雷让中国政府放心，让徐工集团放心的办法就是和中国的本土企业合作。
既然和中国的企业合作，为什么要选择三一，而不是其他，比如中联重科？
早在徐工案口水仗开打之时，水皮就发表过杂谈“徐工改制有没有多赢选择”，明确提出，徐工是一个地方国营企业，改制是生存下去的需要，并购只是改制的一种选择，引入外资只是并购的一种选择。徐工集团能发展到今天，徐工的产品能在国内独霸一方，说明徐工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徐工的管理层是希望能借改制为企业注入活力，为自己带来保证。再透彻一点，徐工集团盼望的是真正的能将管理层和员工个人利益纳入考量的股份制，而这种股份制不是同为国营企业的中联重科可以带给徐工的，而身为民营企业的三一却可以做到。
徐工集团对于三一的搅局恨之入骨是可以理解的，为此而说出和凯雷搞不成也不会卖给三一的狠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此而选择中联重科恐怕许多人是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之一，中联重科和徐工集团同为国营企业，同为上市公司，为什么中联能搞好，徐工搞不好？
不能理解之二，既然并购在两个国营企业之间发生，那么徐工还有改制的必要吗？
不能理解之三，地方政府又有多大的雅量能够容纳中联重科，江苏的产业龙头被湖南的对手并购，地方政府该如何检讨自己的作为？
对于凯雷而言，选择一个国营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还是选择一个民营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并不需要费多大的思量。
这或许是一个戏剧化的结果，但却是一个很现实的结果。凯雷一意孤行会不会有结果，也许会有，但是政治代价太大，并不符合商业利益，任何交易都是互相的，再说，凯雷为此而付出的舆论代价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谁都说不好。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
出让控股权在凯雷看来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凯雷并无意长期持有徐工集团，关键是价格。如果三一的加盟能带给凯雷更大的利益，那么交易就有可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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