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局面正向积极方向发展。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到底有多大尚难预测，但从整体来看，疫情不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对于疫情后的产业发展，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近十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而且疫情正在从非常规的角度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因此，这两股力量的合流，预示疫情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速引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回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国明确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至今，国家明确指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产业及相关新兴服务业，我们称之为九大战略新兴产业。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数据表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17.1%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正是这一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增长整体下行的压力。

　　那么，如何判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格局和现状，无疑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

　　我们知道，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年代，有基础产业和加工产业的分类，前者通常称为“上游”产业，后者则为“下游”产业。这一分类方法，同样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也有类似基础产业和加工产业之分。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产业，则包括数字基础产业、绿色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基础产业等。

　　以公共服务基础产业为例，此次疫情，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软”“硬”两个方面的短板。“软”的短板主要是应急反应相对滞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硬”的短板就是公共服务基础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卫生、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和社区服务设施等。以公共卫生和医疗为例。按人均计算，我国无论是医院、病床和设备，还是医生和护士数量，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格局和现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下的公共服务基础产业，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提升空间。

　　笔者注意到，在疫情防控中，多地已经较大规模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进行抗疫，而这其中，很多都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下的公共服务基础产业。比如，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集中发布了一批适用当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求、应用模式相对成熟的5G应用场景和产品。12个应用场景和产品涵盖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医疗救助、视频文创、能源电力等多个行业领域，社会效益明显。又比如，前几天，重庆大渡口九宫庙农贸市场来了个眼生的“执勤人员”——5G智能疫情防控巡逻机器人，它用红外方式对人流实施快速测温和告警，一旦发现市民体温高于37摄氏度即自动告警。

　　显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运用，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领域。它更积极的意义在于，新科技所产生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不仅改造了传统产业，而且其所在行业本身也以新的运作方式生产、供应和消费。同时，传统产业在与新科技融合后的生产率提升、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市场规模扩大、盈利状况改善等，反过来又会带动对新科技的需求，从而推动新科技所直接形成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所在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引领作用有目共睹。笔者认为，其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做大经济增量，包括产出和就业。其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中低端产业已充分发展并饱和，甚至过剩，但高端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仍然不高。因此，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将大大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通过提升经济的现代化水平，迈向高质量发展。其三，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随着5G技术的推出，互联网网宽与网速都将成倍提升，“互联网+”“数字化+”的能力大大提高，形成物联网的实质性崛起，以及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等的普及应用。在这一背景和格局下，产业链、价值链都将重构和延伸，对国民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引领作用。其四，产生新的科技研发需求。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源自新模式创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一旦做大规模，都会进入到新技术研发中。做新技术、新模式创业创新的企业，唯有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才能不断升级产品和服务。

　　基于这些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疫情之后，我们更要进一步重视、推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完善产业生态、创新生态、资金支持等，以此加速引领转型升级，助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是一个争议较大，且实际经验并不充分的领域。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产业的特点，笔者建议：整体性政策框架和内容，以竞争性产业政策为主导；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游”产业，可以制定并实施有限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也就是说，以竞争性产业政策为主导，选择性产业政策为辅助。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