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升温” 董秘“领跑”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高管频繁离职被市场广泛关注。数据统计，截至9月28日，A股上市公司共有2591家出现高管离职，而在2017年同期，则有2460家上市公司出现高管离职。

　　业内人士指出，高管变动主要有三种类型，正常工作变动，比如企业内部调整、另谋高就或因为工作压力大而离职；控股权发生变化导致高管团队变化；为了摆脱持股锁定期的约束而提前离职。虽然离职现象正常，但也反映出上市公司在管理团队建设层面的短板，将影响公司的长远决策。

　　离职原因多样

　　数据显示，离职人数超过20人的有6家，离职人数超过10人的有149家。在高管变动中，董秘是一股重要力量。据统计，包括代理董秘在内，共有760位董秘离职。而在去年同期，仅有684位董秘离职。

　　离职原因除了常规的公司董事会换届外，公司控制权变更是一大诱因。截至目前，三六零高管离职人数达25人，主要原因是三六零完成对江南嘉捷借壳后，原有的电梯业务被置出，原实控人金志峰携一众老部下择机离场，公司简称也在今年二月底完成变更。

　　还有实控权尚未变更，接盘买家已经提前入场。今年5月以来，莲花健康高管层发生震荡。5月8日，夏建军与袁启发同时辞去董事职务；6月27日，邢战军辞去董事职务，7月26日，董事长夏建统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等所有职务。而相关高管的补充人选引起外界关注。王维法先后担任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罗贤辉、韩安道出任董事职务。而三人中的罗贤辉为莲花健康债权方安徽国厚方面的人士，王维法与安徽国厚实控人系同乡关系，韩安道则为安徽籍人士。目前，莲花健康董事会7席中，与安徽国厚存在关系的占据4席。外界普遍指出，安徽国厚有望入主夏建统掌控的莲花健康。

　　今年多家民营上市公司曝出债务危机。其中，*ST凯迪表现尤为明显。公司半年报披露，5月初公司中票兑付违约，企业信用评级被下调，融资通道关闭，到期债务无力偿还，各方债权人维权诉求及诉讼接踵而至，凯迪生态及电厂银行账户被冻结，大部分电厂生产陷入停滞，持续经营存在风险；公司职工薪酬近7个月未付，员工团队不稳；令燃料客户欠款无法偿付造成燃料客户围堵公司总部，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在此危机下，*ST凯迪的高管大面积离职，从今年3月份董秘孙燕萍离职以来，多达8位高管辞职，期间包括两位董事长等。与*ST凯迪情形类似，斯太尔有多达11位高管职务变动，其中包括三位董事长离职(含一位代董事长)。目前，公司董事长李晓振因与他人的经济纠纷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此外，监管持续发力下，部分高管出现被动离职。今年上半年，因涉及环境违法问题，ST辉丰被生态环境部通报，其后分别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外，公司及董监高也被深交所公开谴责。ST辉丰7月12日公告称，当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永良辞职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因此孙永良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但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影响公司稳定性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上市公司高管变动主要有三种类型，正常工作变动，比如企业内部调整、另谋高就或因为工作压力大而离职；控股权发生变化导致高管团队变化；为了摆脱持股锁定期的约束而提前离职。“今年，上市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现象增多，加上市场整体疲软，对于部分高管而言，特别是董秘，工作压力大或者不看好未来，而选择离职。”

　　某券商策略分析师表示，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原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中企业经营战略变化、行业发展预期不稳定、股票减持等因素都会导致上市公司高层变动。但是高管离职对企业的影响较大，高管离职预示着投资者也将对企业未来经营收益产生动摇。

　　“高管的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高管流动性过大，则反映出一些问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问题主要是上市公司缺乏吸引优秀人才的激励措施，且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还处于急功近利的阶段。

　　有观点指出今年高管频繁与大环境有关。但董登新指出，上市公司发展过程并非会一帆风顺，也有许多艰难时刻，阿里巴巴今天的成功部分源于当年“十八罗汉”的坚守，高管频繁变动的主因还是在企业文化和管理团队建设等层面的短板。“高管经常换人，公司的战略很容易朝令夕改，所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影响到管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