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举措可激发内生动力 促进经济稳增长

　　■尹 恒

　　今年前4个月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维持平稳运行，然而也显现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为此，需要继续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平稳增长，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关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维持平稳运行，然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值得持续关注，这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持续低位运行。4月份数据显示国内消费需求在继续探底。实际消费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明显。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7%，为2004年1月份以来的次低点（2017年2月份为9.5%）。

　　其次，外需呈现很强的不确定性。前4个月，中国出口和进口累计值增速分别为13.7%和19.6%。但由于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前4个月贸易顺差收窄至767.5亿美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了197.2亿美元。从而一季度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17年的正向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转为拖累GDP增长0.6个百分点。2018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升级，外需的不确定陡然放大。

　　再次，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走低，民间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7%，比前3个月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也低于去年同期增速0.9个百分点，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尚未企稳。自2012年开始，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下跌至2016年年底的3.2%。今年年初，民间投资似乎有上升的迹象，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提高到8.9%。然而4月份数据显示增长乏力，民间投资增速比一季度下滑了0.5个百分点。

　　最后，工业企业和民营企业效益增速回落。在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补库存愿意增强等多种因素带动下，2017年工业企业效益出现较大幅度改善。但进入2018年以来，企业效益改善幅度呈现大幅放缓的趋势。前3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分别为9.6%和11.6%，较去年同期增速分别下滑了16.7个和4.4个百分点。与民间投资增速低迷相伴随的，是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持续不佳且重新开始大幅回落。前3个月，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为8.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1个百分点。

　　九大政策建议

　　为此，我们提出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政策建议。

　　短期来看，建议继续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平稳增长。

　　首先，财政政策可以更为积极。截至4月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9%，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3%，比去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这给财政政策一定的空间。可以从基建、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入手增加投资需求。对于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产业，政府应予以多种政策支持和鼓励，降低企业在开拓新业务过程中的风险。

　　其次，货币政策存在适度宽松的空间。近年来广义货币存量（M2）的增速持续放缓。2018年4月份的同比增幅为8.3%，比去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更是明显收缩，2018年4月份同比下降-14.2%。M2和社会融资增速的全面放缓，表明当前货币政策偏紧。目前国内物价水平低位运行，这给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空间。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重现，可以转向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

　　第三，采取多种措施激活民间创业和投资。要狠下决心减税降费，切实减轻民营经济负担，降低民营企业各方面的成本；要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

　　第四，采取措施扭转居民消费跌势。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长期来看，建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经济内生动力。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市场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改革红利，显然能够为经济提供长期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最近的测算表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仍然巨大：如果消除经济扭曲，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形下总产出可以提升超过200%。改革的红利仍然十分丰厚。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深化改革减少甚至消除扭曲，也是中国经济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集约化增长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消除市场扭曲的改革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清除各种市场扭曲，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统一市场内范围内自由流动。

　　其次，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毋庸置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和努力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之一。然而在地方层面上政企关系不顺问题尤为突出。例如，政府经济职能越位和错位、政府市场监管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政府服务职能不到位，随意和不透明的政策优惠和处罚、繁杂和低效的行政审批、政出多门、政商关系复杂等。这大大提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距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真正市场主体还有很大差距。国有企业得到大量政府关照，例如低价土地、减免税收、更易获取金融资源、较低的资金成本等。这一方面扭曲了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另一方面，使得国有企业并不能按照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其落后产能难以被及时淘汰。这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信贷和资本市场的扭曲，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这包括推进金融价格（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在金融价格（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健全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形成包括场外、场内市场的分层有序、品种齐全、功能互补、规则统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第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和补贴的功能，建立统一、公平、透明的税收和补贴制度体系。

　　这些改革措施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改革的巨大“红利”必将释放出来。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力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