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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恩格尔系数首破30% 小数字折射大变迁

2018年04月17日 07:18    来源: 每经网-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编辑 祝裕

  2018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公开发布。在这份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数字: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

  此前的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首次确认,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立刻注意到,这两组权威消息的发布,意味着中国恩格尔系数首次处在低于30%的水平。

  从传统的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或者富足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在20%~30%之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新发布的我国恩格尔系数能否理解为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一时间,相关话题引发全社会热烈讨论。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恩格尔系数的变迁,从1978年城镇57.5%、农村67.7%的高位,到2017年城乡首次低于30%……《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为此特别进行了调查,试图在一串串“冷冰冰”数字的背后,用指标、用事实说话,记录下我国从温饱到小康的奋斗史,展现出站在新时代关口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让14亿人吃饱、吃好,而是正在从小康迈向富裕的大路上阔步向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系数之路

  中国城乡食物消费占比40年缩减一半 通信交通住房相关消费争抢“吃的那份”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陈旭

  “恩格尔系数”是什么?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次接触这一名词,是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学课堂上。翻开当时的政治课本,恩格尔系数的含义和作用作为重点知识被要求牢牢掌握。

  让记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与其他数据总是追求“越高越好”不同,教材上明确指出,恩格尔系数应该“越低越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记者随手搜到的某教材有关恩格尔系数习题的标准解答。

  ●中国恩格尔系数40年内缩减约一半

  与国民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当时一同出现在课本上的“新名词”相比,恩格尔系数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官网提供的资料介绍,这个系数是以19世纪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命名的。

  恩格尔系数,通常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传统上来说,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即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整体的恩格尔系数走势如何?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反映在了这40年的恩格尔系数里呢?经过一番查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栏目和2014年版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找到了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在2013年前,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而是对城乡住户分别进行调查,因此2012年及之前的恩格尔系数都是分城乡列出的。

  从数据上来看,以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为例,当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而当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相比之下,2017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8.6%和31.2%,都减少了大约一半甚至更多。

  对照之前提及的标准,1978年中国的城镇刚刚迈入温饱的门槛,而中国的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短短40年里,为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发生如此历史性的转变?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收入不断增长,财富不断积累。中国从过去的温饱阶段逐步发展过渡到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当被问及为何中国恩格尔系数能够逐年回落时,毛盛勇在记者会上给出这样的答复。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前言中指出,我国正呈现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的趋势。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周昆平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点评道:“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下,首先反映出这两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下降;其次则是和我们整体的消费升级有关,一些高端的消费品比重占整体消费比重正越来越高。”

  “恩格尔系数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恩格尔系数在40年里迅速降低背后折射出的重大意义。

  他向记者指出,这一变化要结合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近4亿人的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一事来进行考察,“相当大一部分老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摆脱了求温饱的阶段,开始走向更加富裕的生活。这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相匹配。”

  ●恩格尔系数走势间接反映物价“晴雨”

  中国恩格尔系数在40年间从近60%锐减到低于30%,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恩格尔系数和各类相关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以求更好地认识数字背后鲜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从1978年在60%上下徘徊,到2017年低于30%,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共走过了由“5字头”到“4字头”、由“4字头”到“3字头”、由“3字头”到“2字头”的多个台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从全国统计数据看,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首次低于50%,达到48.8%;而这一系数首次低于40%则发生在2000年,当年的数字是39.4%;而首次录得低于30%的系数,则正是上月刚刚宣布的2017年数据。

  经过简单计算发现,从1978年有恩格尔系数的相关统计开始,中国将城镇恩格尔系数降低到50%以下水平花了18年。在这18年间,中国城镇年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311元上涨到了1996年的3919元,大约上涨了11.6倍,在支撑消费多寡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相关数据也从1978年的343元上涨到了1996年的4839元,大约上涨了13.1倍。

  而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决定收入和消费的人均GDP数值方面,中国的整体数据也从1978年的385元一路上升到5890元,大约上涨了14.3倍。从这一阶段的数据上来看,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的走势还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大体保持“负相关”性的,也就是说经济数据的增长确实反映在了城镇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上。

  而下一阶段,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从50%以下水平降低到40%以下水平,花了仅仅4年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内,中国首次脱离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低收入国家”阵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具体来说,这一时间点落在1997年,当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800美元。

  不过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这一阶段中国各项经济指标涨幅并不明显,从1996年到2000年,城镇年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仅上涨约27.5%、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上涨约29.8%、人均GDP上涨约34.7%。那为何恩格尔系数在这4年中能够狂飙突进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注意到,相关情况还应该结合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由“3字头”走向“2字头”的过程来一并进行考察。

  在这一阶段中,虽然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5倍,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也增长了近4倍,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也大体上呈现向下的趋势。但是这一系数并非逐年下降,在个别年份里这一数字还出现过反弹。例如,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在2003年已降到37.1%的水平,不过第二年这一数字又回升到37.7%;再如2008年的城镇恩格尔系数比上一年涨了1.6个百分点,达到37.9%,这是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搜索大量相关数据后记者发现,这些恩格尔系数逆势上涨的年份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在各项统计数据中特别“惹眼”。以上文提到的2004年为例,当年7月和8月,中国CPI达到5.3%的7年内历史最高位,而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9%,涨幅比2003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从构成上来看,当年食品价格上涨9.9%,其中粮食价格上涨26.4%、肉禽及其制品上涨17.6%、蛋上涨20.2%。据媒体的解释,当年CPI的上涨有85%来自食品价格的上涨。因此,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由于当年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高,因此导致城镇居民在食品上的花费有较大提升,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反观1996年到2000年间,除1996年CPI曾经出现过较高涨幅之外,其他3个年份的CPI都没有出现大涨,甚至还呈现收缩的趋势。显然,在物价指数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即使消费和收入水平没有较快上涨,恩格尔系数也能继续保持较快的下降幅度。因此恩格尔系数除了判断居民生活状况外,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物价和通胀水平。

  近年来中国城镇、农村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wind 邹利制图

●食物消费占比少了 交通住房相关消费占比多了

  既然中国居民在食物上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少,那么40年间高速增长的人均年总消费额到底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对此,《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指出,2017年,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4%和7.9%,比上年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的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和化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1.7%、15.6%和13.5%。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中国统计年鉴》里搜集了1998与2016两个年度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构成数据。简单比较可以发现,在这两个年份中,食品有关支出都是占比最大的消费类别,但2016年与1998年相比,即便在食品统计口径中加入对烟酒消费统计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占比依旧从44.7%下降到29.3%。那到底哪些消费的增长补足了空缺呢?

  在这两个年度的数据中,有两项数据占比增长抢眼:一是交通通信领域的相关支出。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在这一项上平均花费了257.15元;而到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173.9元,占比从约5.94%上升到约13.75%。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显示,交通通信领域消费包括机动车购买、燃料和维修支出;固定和移动电话购买、电信服务、邮递和快递服务消费等内容。记者发现,在这18年间,我国总体机动车保有量、移动电话用户和快递业务量等指标均出现爆发性增长,这无疑对相关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起到了助推作用。

  例如,1998年,中国拥有230.65万私人载客汽车。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14869.27万辆。同样是1998年,中国约有230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8年后,用户数已达到约13.2亿户,相当于平均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而快递件数也从不到1亿件上升至312亿件,如此迅猛的指数型增长必然导致相关领域人均消费额的大增。

  天津市民林先生去年报名参加驾校培训班并考取了驾照,正打算购买私家车。而他此时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的一些同学大二暑假就学了车,本科一毕业就买了车,我已经算是晚了。”他认为,现在市场上车价并不贵,以未来的工资收入负担买车和养车成本比较容易。

  除交通通信领域消费外,在这18年里另一项大幅上升的消费就是住房相关消费。按照当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口径,购买商品房虽然属于“投资”,相关开销并不会被算入消费支出内,但租房和房屋装修等支出则属于住房相关消费,并且整体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从宏观数据来看,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一年平均在住房相关开支上花了408.39元。到了2016年,城镇居民年居住消费支出已经增加到5113元,在整体消费中的占比从约9%上升至约22%。

  上海市民程先生的事例比较有代表性。他参加工作近4年,是本地居民,家里也有一套住宅,但他还是选择每个月花上超过3000元,与他的同事一起合租一套位于市中心的两室户住房。他告诉记者,虽然家里有房,但只有60多平方米,容纳他和父母三人有些拥挤,而且交通也不方便,而现在的居住地离地铁站只需步行5分钟。这些理由使得他还是选择和同事租房居住。

  但程先生也透露,在自己开始租房以后,花在外出就餐上的消费明显减少。“现在我基本上是在家里买些速冻食品为主。没租房前,我还是很喜欢出去和同事聚餐的,现在基本不去了。”

  在各项其他消费指标正在“挤压”食品占消费总体比例的同时,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及其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米面等主食占整体食物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而一系列改变传统饮食习惯的多样化高端餐饮消费正在不断崛起。

  北京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的三口之家去年大概把1/3的消费额花在购买食品上,不过其中用于购买米面等主粮的金额只有大约200元/月,占总体食物消费比重不到4%。“现在我们家购买食品主要是买一些进口的肉类、水果,还有绿色食品,虽然买的米面也是精挑细选的,但总体占比还是降低了。”

  2018年1月,由美团点评发布的《2017年度大众生活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餐饮消费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例如,源于西方文化的“早午餐”关键词,在其平台的搜索量同比提升137%;而源自于日系文化的“居酒屋”,在平台上的搜索量同比提升更是高达355%。同时,报告也强调餐饮消费质量上升趋势的影响。例如,随着外卖业务普及,数据显示22:00~次日02:00的时段,外卖整体订单量同比提升315%。报告分析称,这意味着“夜食族”正抛弃方便面,转向选择更优质的食物。

  系数之惑

  广东恩格尔系数高于山西 单一指标无法确证谁更发达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陈旭

  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上月透露“2017年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已低于30%”这一消息后,相关话题立刻在舆论场上被“激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数据后发现,3月13日到3月14日的两天内,“恩格尔系数”话题的热度增长7倍,3月15日的话题指数又比前一天增长了50%,微博搜索指数达到584。

  恩格尔系数是否真的就能表明我国进入“发达国家”?系数本身与我国当前的国情是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力图揭开这一变化背后所反映出的真相。

  ●国民收入“重于”恩格尔系数

  长期以来,大众传媒都介绍这样一种说法:“传统上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在20%到30%之间”。既然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此番已降到30%以下,是否意味着中国自此成为发达国家一员了?这是全民都希望得到的答案。

  毛盛勇在3月14日记者会上给出的答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是说恩格尔系数进入这个水平就是发达国家了。”

  毛盛勇解释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除了恩格尔系数以外还有很多的指标,比如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2017年,尽管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按平均市场汇率来算还不到9000美元。”

  对于毛盛勇的相关表态,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周昆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深表赞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复杂,背后还是受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整体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贫困老少边穷地区(恩格尔系数)差异整体还是比较大。”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虽然城乡恩格尔系数为29.3%,的确已低于30%,但如果分城乡来看,城镇恩格尔系数已降到28.6%,而农村恩格尔系数还在30%的线上,处在31.2%的水平。虽说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但农村人口总量依然还有5.7亿之巨。

  基于此,在考察恩格尔系数相关变化的同时,还是要分城乡进行观察,以防止出现一些地区生活水平“被平均”的现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如果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比恩格尔系数更应受到关注。“恩格尔系数降到30%,只能表明我们已处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边上,但我们目前仍未跨过这一门槛,接下来还需继续努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是8260美元,按照该行提供的标准来看,目前中国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不过,这一数字离现行高收入门槛线12235美元还有一定距离。

  ●“吃货”拉高广东恩格尔系数

  除了“恩格尔系数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个话题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争议焦点:有网民提出,中国人爱吃举世闻名。这会不会导致主要考察食物消费占比的恩格尔系数被人为“拉高”,导致中国人实际的生活水平被低估?

  记者在梳理全国各省份统计数据后发现,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在我国的一部分省区市,的确出现了因为“吃货”较多拉高了当地恩格尔系数的现象。

  例如,作为我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均处在全国前十水平的省份,广东省虽然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遥遥领先,但是恩格尔系数的表现却“拖了后腿”。

  按照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广东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51%,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30%线,还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记者还注意到,不仅是2017年,之前的2016、2015和2014年三年,广东省居民恩格尔系数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并且大体上一直保持在34%左右,几年内未有明显变动。

  为何经济排名和生活水平均处在全国前列的广东省,其恩格尔系数竟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看来,这的确与广东人爱吃很有关系。该机构2010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广东人的“重吃”、“好吃”全国有名。他们不仅追求吃得好,而且还追求吃得精、吃得细、吃得鲜,食品支出数额就大。因此,广东恩格尔系数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节俭或致恩格尔系数不升反降

  除个别省份恩格尔系数可能受特殊消费习惯影响之外,记者在分析各省份恩格尔系数数据时还注意到,与通常的认知不同,一些处在中西部地区、经济整体还不算发达的省份恩格尔系数水平往往低于全国平均线。

  例如,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该省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3.1%,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7.4%。这两个数字均大幅度低于全国城乡平均水平,而该省的经济状况在全国只处于中游水平。

  再如,据《宁夏统计年鉴2017》提供的相关数据估算,2016年宁夏城镇恩格尔系数仅为24%、农村恩格尔系数也只有26.47%,看起来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发达区间”。但这一远低于全国水平数据的背后,却是该区人均GDP处在全国20位以后,目前仍存在大片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

  为何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反倒是出人意料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此,周昆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一些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要考虑到恩格尔系数在这些地区表现出的特殊性。”

  他表示,我国的农业生产者收获粮食后通常会有一部分作为口粮,在有些地区,这部分比例非常大,农民的食品支出额几乎为零,最大的生活支出就是家用电器和衣服之类,如果按恩格尔系数来判断其生活水平,便会存在一定的局限。

  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传统的消费习惯也导致恩格尔系数在欠发达地区反而较低。在中国的一些落后地区,长期以来形成“勒紧腰带过日子”的习惯。在家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时,家庭总支出规模基本不变,但由于诸如学费、电费、水费、医药费、燃气费等刚性支出的增加,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只能压缩食品支出。这就直接导致了收入低、恩格尔系数也低的“双低”现象。

  与此同时,细心的读者也许可以发现,记者在报道中主要以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历年来的变化作为观察的重点,但对于农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则着墨不多。事实上,这与恩格尔系数在评估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局限性有关。

  除农村消费结构对恩格尔系数带来的影响外,由于农村整体更为接近食品原产地,食物价格变动没有那么剧烈,因此农村恩格尔系数的变动比较平稳,并不能非常明显地看出经济发展对这一指标起到的推动作用。

  例如,中国农村恩格尔系数从“4字头”下降到“3字头”花了13年时间,用时大约是城镇的3倍。再如2006年到2012年的6年间,由于当时我国CPI经过多次大幅波动,导致城镇恩格尔系数反复在36%上下来回“拉锯”,而农村恩格尔系数却在这个阶段整体保持下行走势,从43%下降至39.3%,似乎受物价波动影响不大。

  周昆平就此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影响食品支出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品价格,我国地大物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区域不同,使得城镇与城镇、城镇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食品供应及交通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同种食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及供应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差别。

  “一般来说,农村为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的自给性消费占相当大的比重,使其粮食消费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居民食品价格波动较大,由于受到食品价格的影响,恩格尔系数变动也较大。”周昆平这样总结道。

  系数之变

  恩格尔系数与国人消费关联度逐渐降低 多年不见,是否要说再见?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陈星

  虽然恩格尔系数这个词在2018年3月又“火”了一阵。但不少人可能已经留意到,近10~15年中,恩格尔系数似乎在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淡忘了。这个曾经被一代人当作“经济学常识”而熟记于心的指标越来越少被人提及。

  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中国还需要恩格尔系数吗?我们还需要哪些更好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指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带着这些疑问,继续进行深入探究。

  ●统计公报8年未列恩格尔系数

  此次恩格尔系数再次成为话题,是因为今年2月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登载了这一数据。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查阅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年我国年度统计公报时却发现,自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开始,连续8年,公报中都没有出现“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直到2016年统计公报中才恢复了恩格尔系数的相关内容。

  当然,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恩格尔系数”这一项内容自2009年以后还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不过,记者发现,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开始,此书的“人民生活”一章中已不再制作“恩格尔系数”专表,读者需要用食品支出金额除以消费支出总金额再乘以100%来计算出当年的恩格尔系数。

  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地方统计部门出版的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上。例如,广东省2014、2015、2016连续三年的统计公报中并未涉及恩格尔系数的相关内容;河南省统计公报自2012年后不再包括恩格尔系数一项;山东省统计年鉴中更是连续10年未出现直接计算出的恩格尔系数数据……从相关统计出版物的编排上,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对恩格尔系数的重视程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

  不仅是统计部门,大众传媒对恩格尔系数的关注度也在这10年内明显下降。记者用某搜索引擎搜索以“恩格尔系数”为题的相关新闻后发现,在2001年至2018年的约380篇新闻中,2010年及以前以此为标题关键词的新闻占到总体数量的三分之二。如果考虑到2010年以前的部分网络新闻已无法访问或搜索到,实际占比可能会更大。在2011年及以后的年份,相关标题的新闻数量大幅下降,甚至在2016年,竟只有3篇报道的标题中出现了“恩格尔系数”的字样。

  恩格尔系数不再受到关注也许会引起许多人的疑问,不过相关专家却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已经过了关注恩格尔系数的阶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记者这样说,“恩格尔系数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期受到国人关注,那时我们的老百姓刚刚迈过了吃饱穿暖的阶段,开始进入消费升级阶段,要买车、买房,所以那时比较关心这个数据。”

  他继续指出,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共经历过三个消费升级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百姓吃饱穿暖,因此恩格尔系数在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第二个阶段,中国人开始买车买房,进入消费升级过程。

  而2012年以后,中国人进入第三个消费升级阶段,百姓开始希望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老百姓开始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开始到全世界旅游、更加重视对休闲生活的追求、更加重视健康的绿色生活,这就不是恩格尔系数能够衡量的了。”张燕生这样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对判断贫困状况较适用

  当然,恩格尔系数地位的淡化绝不意味着它已没有提及的必要,在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一项重要领域——脱贫攻坚方面,它依旧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事实上,将恩格尔系数作为一项判断居民生活的指标运用到实际经济工作中,也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一场“扶贫”运动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向贫困宣战”的口号。不过研究人员很快发现,当时的美国并没有一个判断贫困状况的指标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开展消灭贫困的工作呢?

  最终,这个问题由经济学家奥珊斯基解决。她论证道,生活必需品开支的社会平均水平可以用于确定贫困水平。随后,她在研究了美国家庭的食物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后,绘出了一条“恩格尔曲线”。

  奥珊斯基指出,在这条曲线上存在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点以下的部分就意味着生活贫困。依据1955年的数据,美国居民平均的恩格尔系数应在33%左右,她据此认为,只要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于33%,那它就处于贫困状态,而33%这个数字就成为了奥珊斯基口中的“转折点”。

  随后,在相关学者和机构的重视下,“转折点”这个概念演化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贫困线”,并被美国政府沿用至今。这也意味着,我们今天判断贫困的主要依据从一开始就和恩格尔系数密切相关。

  而在中国,虽然历经几次调整,但“贫困线”这个概念目前依然和食物占消费比重及恩格尔系数有很大的关联。记者发现,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王萍萍、徐鑫和郝彦宏三人联合撰文介绍,现阶段国务院确定的2011~2020年的农村贫困标准为“按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

  文章披露,该标准当时同时满足两个假设:一是标准中的食品支出不仅要让人吃饱,而且适当吃好。从营养上讲,标准包括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还要满足每人每天60克左右的蛋白质需求。二是恩格尔系数,假设食物支出占贫困标准的比重为60%,以此保障一定数量的非食品支出。

  从数据构成上来看,相关指标的设定虽然考虑到了要增加非食品消费的比重,但主体还是以营养水平高低和恩格尔系数多少为主。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尔系数本身可能对评价最低生活标准比较合适,对消费层次提高的那部分中国人来说,再提恩格尔系数似乎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马斯洛理论等可判断生活水平

  当前,中国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同时也像恩格尔系数那样通俗易懂的指标。对此,张燕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当前流行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许能为判断中国人今后生活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提供帮助。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张燕生认为,判断中国人生活状况好不好,最终要看其自我实现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自我实现的程度越高,生活状况就越好。“具体来说,就是看居民对生活品质的需求有没有得到满足,居民的闲暇时间有没有得到高质量的填充。”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值得我们参考。据资料显示,这一指数的计算指标包括三个方面: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的健康长寿指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获得指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的生活水平指标。它被认为比传统的单纯统计人均GDP更加全面。

  根据“人类发展指数”的评价标准体系,超过0.9为发达国家或地区,超过0.85为准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数据,目前,“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9的国家和地区有19个。

  而中国内地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38,排名全球第90位。虽然与发达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目前的“人类发展指数”不高,但增长速度很快。1990年,这一指标还仅为0.499,属于低发展水平。

  当然,恩格尔系数本身也不会完全过时。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周昆平指出,如果这个指数进行一些调整,它依旧能为我们判断生活水平的高低提供帮助。“如果我们把各个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统计的话,特别是要对不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专门统计,这样得出的数据就相对平衡;此外,我们还要对农村自给自足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进行专门研究。把这个因素要考虑到整体的统计中,从而使数据更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周昆平这样对记者表示。

  系数之跃

  中国人均GDP不断上升 信息、旅游、绿色等消费领域将培育新增长点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陈星

  中国举国上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0%以下。不过,这一成就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新一阶段的奋斗,即迈向高收入发达国家之路的开始。正如相关专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强调的那样,目前,我们正处在越过评判和关注恩格尔系数的时代。

  在下一个阶段,我国的各项消费结构将发生怎样的调整?哪些消费领域将成为耀眼的“明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日本食物消费向享受型转变

  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因此,高收入发达国家消费结构调整之路对预测下一阶段的中国发展很有意义。

  而要讨论消费升级,第一步还是要从研究食物消费占比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变化入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网站上,查询到了一份各国2016年恩格尔系数(其中的“食品支出”包含食品和烟酒)的统计表。

  从表格上看,恩格尔系数最低的5个国家是美国、新加坡、英国、瑞士和加拿大,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均在15%以下,而这些国家都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恩格尔系数最低的20个国家,也清一色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5000美元的国家。

  不过,记者也在外媒报道中发现,一些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在降到30%之后,并不一定会继续保持下降或持平,在消费导向转变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恩格尔系数“反弹”的情况。以日本为例,在截至2013年的近20年里,该国的恩格尔系数一直保持在不超过24%的水准,但这个数字从2014年开始快速上升。2015年,日本全年恩格尔系数为25.0%;而2016年则上涨到了25.8%,达到29年来最高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告一段落的2016年,日本恩格尔系数依然持续上升。对此,日本专家表示,这一“反常”的上涨标志着日本已走向“吃的世界”。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副主任经济学家星野卓也就此表示,目前日本的年轻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减少其他支出的同时,作为身边的“小幸福”,用于饮食的支出比重出现增加。

  而相关经营数据也显示,日本的餐饮市场也在这个阶段表现相当坚挺。大量百货公司开始将服装售卖区域改为餐饮区,便利店的餐饮业务也在大幅扩张。

  这也意味着,恩格尔系数的上涨并不一定标志着目前阶段的日本人生活水平下降,反倒是能显示出日本国内的食物消费性质已经开始由生存型消费慢慢向享受型消费转变。

  ●住宅租赁提升成发展方向

  在发达国家生存型消费回落之后,哪些领域的消费将会有大幅度上升并成为主流?对此,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的团队在收集美、英、日、澳等7个发达国家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这些国家的广义消费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3月23日于北京召开的一场学术论坛上,刘世锦就此次研究得出的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

  他认为,要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关键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广义消费情况,为此,在进行相关统计时,他选择将房地产投资等具有消费属性,但长期被放在消费统计口径之外的项目也纳入其中。

  据介绍,发达国家整体消费结构(包括居民和政府)的调整可依据3个节点进行观察。

  刘世锦指出,在第一个节点,即人均GDP达14000美元的阶段,各发达国家居民生存型消费(食品和衣着)的占比基本一致,大约占总体的18%,而出行、批发零售和电子通讯等“享受型消费”则大体占10%~13%。

  而在第二个节点,即人均GDP达25000美元的阶段,各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整体上都有所提升,例如,在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方面,各国平均占比提高约0.5个百分点;而包括卫生、社保和福利消费的“发展型消费”占比也总体上升。

  到人均GDP 攀上了35000美元的第三个阶段时,各发达国家的享受型消费占比进一步提升,7个国家的出行和住宿餐饮消费表现旺盛,表明旅游产业已相当发达;居住消费(房地产租赁和服务消费)占比则普遍达到了15%左右的高水平,体现出租赁与购房的地位已“平起平坐”。而教育等发展型消费占比则趋于稳定。

  据此,刘世锦团队预测,随着中国人均GDP不断上升,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有几个可能方向:一是房地产投资下滑,租赁市场将对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发挥更大作用;二是随着电子产品国产化率不断提升,居民电子通讯消费将提质降价;三是居民服务质量目前还不高,未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十大扩消费行动助消费升级

  而中国消费升级变化将在何时发生?根据刘世锦研究团队推算的结果,这与我国人均GDP密切相关,将于2025年前后达到25000美元水平(购买力平价,下同),到2035年还将继续攀升至35000美元水平。

  记者还注意到,此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已撰写文章指出,由于之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因此,在假定汇率不变、物价上涨率年均1%及高收入门槛线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最早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晚也应不会晚于2030年跨过高收入门槛。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消费升级大势,有关方面进行了哪些努力?《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3月31日召开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作出了明确表态。

  据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介绍,下一步要推动居民消费扩大升级,持续推进“十大扩消费行动”,在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绿色消费等领域,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增长点。

  记者发现,李朴民这里所提及的“十大扩消费行动”是在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24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中首次提出的。

  时任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曾介绍称,行动方案提出了城镇商品销售畅通行动、农村消费升级行动、居民住房改善行动、汽车消费促进行动、旅游休闲升级行动、康养家政服务扩容提质行动、教育文化信息消费创新行动、体育健身消费扩容行动、绿色消费壮大行动、消费环境改善和品质提升行动等。

  而记者也注意到,这份方案共有近40项具体任务,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绿色消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加快制定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设备等领域关键技术标准;规范并简化邮轮通关手续,拓展国内邮轮航线;增加家用绿色净化器具的供给等具体可行措施。

  与此同时,李朴民也强调,还要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居民消费扩大升级。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信用、监管等市场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消费市场环境。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共用,依法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对此,记者注意到上文提及的方案中对这些内容已有前瞻性涉及,在方案中,对于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消费升级进程,针对性提出了“推进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运作”“完善赛事运营市场竞争机制”“开展高水平职业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具体措施。

  而在如何提升消费质量方面,方案强调,在做好已有的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等领域消费专项整治行动的同时,要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谋划一批更加有力、社会影响更大的消费环境改善行动。

(责任编辑: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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