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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应加强管控顺周期风险

2018年04月10日 09:00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经济活动存在周期性变化,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里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增长通常被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又会分为初始期、持续期、转变期,各个不同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运行特征。

  以提供经济活动必需要素的金融部门在每个经济阶段都会有自己的行为表达方式,金融机构对经济活动秉持何种资源配置取向,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周期的变化,也会影响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效率,经济活动的不同变化势必对金融业产生不同的反馈,包括反哺或反噬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愈发复杂、市场开放不断扩大、经济活动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政府又一直致力通过资本投放来熨平经济波动、波幅的经济体里,金融业如何介入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如何避免因经济发展转折带来的风险,特别是规避过度涉入经济活动顺周期扩张所可能带来的挫折,已经成为金融业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挑战。

  金融机构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表现有何差异?

  金融对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来都是独特而至为重要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一般指在经济周期中金融变量围绕某一趋势值波动的倾向。在时间维度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的动态正反馈机制放大繁荣和萧条周期,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导致或加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顺周期来源的解释最早始于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他在上个世纪早期就提出由于借贷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与此相关的代理成本,金融体系影响经济周期最主要的渠道是所谓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顺周期性增强就意味着波动的幅度增大。从这样的解释中不难看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存有两方面作用,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金融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且复杂的概念。就存在的目的而言,一类金融活动是亲市场波动的,并通过市场波动、资产价格变化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另一类金融活动则忌讳市场波动,希望风险在可控的区间里衍化,并通过既定的风险管理技术获得相关收益。前者多指直接融资领域的金融活动,后者则多指间接融资领域的金融活动。作为经济活动所需血液的金融供给是否及时、足够,必然会对某一产业、某一市场、某一段经济增长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因为经济活动所积累的风险水平和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因此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上必然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习惯享受顺周期的经济上升发展,愿意干锦上添花的事,普遍忽视顺周期的末端风险管理,而一遇经济逆转,常会“雨中收伞”,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一些机构甚至不会再投放资源。这种要么火上浇油、要么釜底抽薪的一边倒行为取向,对不同经济活动周期所造成的放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要么造成生产的过剩及泡沫的形成,既包括金融体系内部的泡沫,又包括金融体系外部的泡沫,加大繁荣期尾端的风险累计规模,延后一些濒临衰退行业的被淘汰出局,损伤创新的积极性,要么是加大经济下滑速度、延长衰退期的持续时间。

  这表明无论在经济活动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都会产生羊群效应及行军效应,甚至带来风险和灾难。

  在西方的一项实证经济学研究中,学者发现,信贷、风险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之间自我强化的相互关系,可以导致金融体系自我可持续的扩张和收缩,当其总量足够大时就会使经济严重衰退、复苏乏力以及持续低速增长,在银行危机发生时尤其如此。

  具体来看这项研究:第一,信贷扩张会降低生产率增长。一个典型的信贷扩张期每年至少降低生产率0.25个百分点以上,其影响机理是信贷扩张使劳动力向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部门转移,尤其是使建筑部门在短期内膨胀。第二,如果发生银行危机,那么金融扩张期带来的劳动力重新分配会对生产率增长造成更大影响。危机发生后的5年,生产率增长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从全球重大金融危机中不难找出金融机构一致性的影子,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10年里,美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尤其在2003—2004年间,杠杆率的增长趋势出现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之间的“内部”杠杆率上升速度快于实体经济的外部杠杆率,而所谓的资产衍生化风险管理创新及信用评级的滥用更加剧了全社会的杠杆率的提升。当时立即确认利润的会计核算方法也导致度量资产收益率与确认风险两者之间在时间上失去联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承担风险偏好并极大放大信贷周期,最后酿成了一场危害全球、旷日持久的金融灾难,美国金融业在这场灾难中所遭受的重创也是创纪录的。

  中国金融顺周期风险管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中国是一个未经历完整经济周期考验的经济体,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柔性和韧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政府调动资源介入经济活动的强大能力。在中国,政府一直想通过对经济活动的介入而熨平经济波动及延长经济增长周期,时间久了难免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大起大落的。长远看,这对于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经济主体对经济活动周期变化的判断能力及风险防范能力未必是一件好事。

  应当看到,即使政府能通过对经济生活的介入而熨平内部经济周期波动,但伴随开放的扩大,想完全阻止外部经济的变化传染是很难做到的,如今年2月初的美股“黑色一星期”,国内A股震荡幅度却大过美股,丝毫未显现出中国股市的“与众不同”。中国虽然一直有源于清理整顿而带给金融机构的冲击,但尚未经历源于经济活动内在变化带来的大规模的风险周期变化的考验,这对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也不能算是一件好事。过去10年,中国金融上行周期提速,流动性泛滥,资本过度投放,金融杠杆急升,但资金供求二元性矛盾加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所积累的风险也是前所未见的,顺周期风险管理的紧迫性也日益凸显出来。

  显而易见,顺周期风险是极易给金融业造成重创的风险,也是最容易被金融业忽视的风险,也是最能考验金融业经济周期把握能力的风险,更是金融业需要系统管理的风险。

  增强顺周期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议

  增强对所处经济周期的判断能力

  金融机构要清晰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风险管理内涵,强化顺周期管理发展风险的意识,系统提升自身顺周期风险管理能力。对金融机构而言,风险一定是在经济上升阶段积聚的,只不过是存在的领域不同。即使在经济上行周期,经济百业也不会呈现出完全一致的发展态势,可能是百业升腾、主导产业向上,也可能是主导产业参差、新兴产业崛起。金融机构要增强对自身服务对象所处增长周期的把握能力,通过对行业增长持续时间、增长速率变化、供求平衡水平、资本进入变化、产业升级空间及速度、流行性松紧程度等数据的分析判断,客观地形成资源投放的依据和风险防范底线,做到进退有度、不徐不疾。

  要做到这一点,金融机构要摆脱以往只凭借一些滞后的静态经济数据对所处经济周期作判断的落后局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系统提升自身认知经济活动和服务对象的客观能力和精确性。从更大的方面说,经济社会活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动态变化,为避免发生对经济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金融业需要从国家的经济数据体系中得到更广泛可靠的经济判断基础支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经济领先指标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国外发达经济体对经济活动管理的经验看,无一不重视对经济领先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利用,以为制定货币政策、配置金融资源提供依据。中国是不同于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地域发展参差,增长质量亟待提升,政府投入、产业竞争政策、国企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影响,故在有关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要对这些因素有所体现和反映,进一步优化经济活动领先指标分析体系建设。

  尽快建立资金压力敏感型的经济体系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并未经历完整经济周期的洗礼,中国尚未能摆脱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生产要素的使用一直缺乏效率的约束,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要切实防范顺周期风险对各经济部门可能造成的冲击,在中国尽快建立资金压力敏感型的经济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建立现代经济体系,首先要有对经济活动冷热能做出敏感反应的货币体系,社会要有敏感的资金组织、配置、占用压力体系,能够因应经济周期或增长效率的改变自动地做出包括量和价格的供求调整,避免和减少因金融资源的不当配置而放大经济周期改变的负效应。

  从规律上看,经济上行周期放缓或趋于下行,经济增长效率必然下降,资金效率也势必降低,此时金融机构须及时切割与资金占用低效率或无效率者的联系,以免被拖入鱼死网破的泥潭。在经济下行阶段,金融业尤其要建立严密的风险信息传递机制,实行严格的风险约束政策,坚决执行硬约束预算,不能姑息忽视任何个体金融风险,以免市场爆发连锁风险。

  建立无风险死角的监管体系

  为有效应对顺周期风险所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要建立经济周期判断机制及反周期的预警系统,建立反周期的风险监管指引,建立跨行业的无风险死角的监管体系,防止一有风吹草动,风险马上浮现、监管捉襟见肘、连锁反应接踵而至的窘况出现。这应当成为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一项需要大力协调好的重要工作,也应是监管机构间积极配合致力做好的一项工作。

  另外,金融监管的根本目的是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是使其忽冷忽热、左右摇摆,因此监管机构要始终坚持有效控制风险的监管导向,坚持走专业化的监管道路,彻底摒弃时紧时松的做法,以有效率的风险监管引领金融业切实规避各类周期性风险。

  无数案例早已证明,一些周期性风险之所以被放大,有时和金融资源配置失序有关,有时也和一些金融投机旁门左道有关。归根结底,金融业始终是引发经济活动变化的源头,因此,无论在金融机构内部还是外部,都必须建立能够约束金融机构适度、适当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金融业应始终成为适度、适当配置金融资源的源头,不能成为金融旁门左道活动的源头,成人达己、成己为人,利他利己应始终成为金融业的重要行为守则和文化内涵。

  谨防大型或超大型金融集团生变

  为防范顺周期风险对金融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还必须谨防大型或超大型金融集团生变对业界的冲击。限于条件,至今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本身,对集团化经营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很难做到穿透无遗、纤毫毕见。

  AIG市值曾达到万亿美元,但当年几乎导致AIG崩溃的却是其旗下组织规模最小的一家金融服务机构——总部位于伦敦的AIG财务产品公司(AIGFP)。AIGFP专做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凭借AIG的金字招牌,AIGFP在金融市场上如鱼得水,业绩突飞猛进,从1999年营收7.37亿美元暴增到2005年的32.6亿美元,并一举成为AIG集团资本收益的“台柱子”。同时AIGFP账面上的资金又被用于AIG其他部门的市场业务开拓,从而使得AIG被AIGFP牢牢绑住。

  在2007年全球流动性泡沫破灭之际,次贷市场垮台掀起的金融风暴让AIGFP铸就的金融衍生品CDS(信贷违约掉期)开始出现巨额亏损。2007年底的数据显示,仅在CDS产品上,AIG的担保总额就高达5273亿美元。AIGFP一下子就从“摇钱树”变成了“财务黑洞”。AIG不得不变卖AIG旗下的资产来弥补AIGFP账面上出现的巨额亏损,最后致使AIG借无可借、卖无可卖。

  但由于AIG的业务遍布美国本土的各个商业领域,并与全球金融系统密切连接,一旦倒闭,其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难以想象的,2008年9月美国政府不得不插手介入,向风雨飘摇的AIG提供了85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然而AIG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过预期,2008年10月,AIG又向美联储申请了378亿美元的贷款。但这似乎并未解决问题,2009年3月,AIG的公告显示,2008年四季度,AIG亏损617亿美元,全年亏损993亿美元,数据一出,道指瞬时被打到6800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只好又为AIG注资300亿美元。

  在一国经济步入上行周期时,很难说AIG当年的悲剧就不会重演。

  “周期晚期”管理顺周期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对外开放日趋加大,经济结构愈发复杂,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提高对全球经济周期变化的把控能力也对金融业管理顺周期风险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美银美林基金经理今年2月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访基金经理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周期晚期”,而该比例也创了2008年1月金融危机开始积聚以来的最高水平。相信全球经济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而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突然改变亦可能加速现有经济周期的进程,加重资源投放格局改变的压力,这是中国金融业未来管理顺周期风险尤其不能掉以轻心的原因。

  尽力延长经济的上行周期,这应是所有经济体的一致努力方向。一般来说,延长经济上行周期只能靠三个途径:一是有新兴产业出现并能对处于下行周期的产业形成替代;二是增加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三是优化社会的制度建设,创造制度红利。从金融资源所固有的效率激励功能而论,金融机构无疑是可以在支撑前两个途径方面发挥特定的作用。故金融机构在严谨管理顺周期风险的同时,更应该在支持新兴产业崛起、配套提升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效率上有所作为,这是金融业支持经济增长的必然之举,也是一种主动的顺周期风险防范。(关浣非 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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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应加强管控顺周期风险

2018-04-10 09:00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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