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那么，与过去的国资国企改革相比有何亮点？对其他地区有何借鉴意义？对此，接受《金融投资报》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表示，对不同类型的国资国企分类监管；优化国资布局；分类设置法人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是上海此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三大亮点，也是值得四川借鉴的地方。
亮点1 分类监管
《意见》把国资分为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展的竞争类企业，承担政府特定功能和任务的功能类企业，主要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保公益惠民生的保障类企业等三大类。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说，对国资国企改革实施分类管理有其必要性，因为目前我国的国资国企包括范围很宽，在绝大多数行业甚至商业、服务业这种充分竞争型行业里也有国资国企的身影。如果都按一个模式监管显然是不合适的，既不利于国资国企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民间资本的进入。“对国资国企改革实施分类管理也有其可操作性”，易宪容说，对主要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保公益惠民生的保障类企业，主要考核其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承担政府特定功能和任务的功能类企业，重在对其功能的发挥情况进行考核；对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展的竞争类企业，重在对其导向和盈利情况，以及国资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考核。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意见》对国资国企实施的分类管理，是指根据不同类型的国资国企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和手段，如对竞争型行业的国资国企，让其更多地引进市场机制，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资可以部分甚至全部从这些行业中退出；对自然垄断型的国资国企则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主体；对纯粹属于公益型，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资国企，仍然由国资独资，对其进行的监管重点则在于服务民生方面的情况。
亮点2 优化布局
董登新说，意见提出的“形成适应国际化大都市要求的国资布局”是一个新的提法。“由于上海是我国国资国企数量最多，体量最大的城市，再加上其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在国资布局方面学问更大。”“对于国资布局来说，既是一个新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董登新说，从机会方面看，随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一些产业特别是关系生产和民生的公共服务业，如自来水、天然气、电力，通信、医院、学校等设施必须相应跟上，而这些正是国资国企布局的内容。但从挑战方面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民间资本也可以进入这些行业，而他们的机制灵活、运作效率高，给国资国企带来竞争压力。
不过，董登新同时认为，包括四川在内的其他地区对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照抄，要根据产业发展情况而定，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城镇群的形成，也需要与民间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而这些恰恰又是国资国企的经营范围和责任，因此，也需要将这些国企公共服务进行延伸。
易宪容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上海80%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但中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如四川省就并不一定是这样，可以因地制宜。如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是人的城镇化，即能够让进城后的农村居民有活干、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需要有相应的产业作支撑。而除了发展民营经济外，也需要国资国企发挥应有的作用。
亮点3 股权多元
据悉，《意见》提出，分类设置法人治理结构。竞争类企业，加大外部董事的委派力度，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功能。功能类和保障类企业外派财务总监。
对此，易宪容认为，国资国企改革还需要从改革股权结构入手，除了极少数必须由国资独资的企业外，其他企业都应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甚至对充分竞争型行业的企业，可以由民资控股。只有这样，国资国企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公民，否则，仍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无法提高效率。
对于《意见》提出的“推动企业成为社会公众公司”，董登新说，不能狭义地将公众公司理解为上市公司，它还包括非上市股份公司。凡是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都要上市；而达不到上市条件的，也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成为股份公司。
“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后，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自然会慎重一些，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事情，会‘用脚投票’，不会像国有独资企业那样，干好干坏与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大。”董登新说，这就是来自市场的力量，这也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意见》提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健全企业核心骨干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符合法定条件、发展目标明确、具备再融资能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
董登新认为，由于现有的国资国企运行体制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国企领导人往往只为了自己在任时的所谓“政绩”而行为短期化，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下一届领导人。“这样的规定如果能够落实，堪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又一大亮点，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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