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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员：3月5日晚8时，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组织中国经济网等11家网站，联合开展主题为“十二五”时期国有企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网络访谈。三位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代表，结合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BR><BR> <STRONG>参加在线交流活动的代表是： <BR><BR></STRONG> 邓崎琳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BR><BR> 刘绍勇全国人大代表、东航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BR><BR> 周厚健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 <BR><BR> <STRONG>代表介绍： <BR></STRONG><BR> 邓崎琳，男，中共党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高级工程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优秀企业家、湖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党的十七大代表。 <BR><BR> 刘绍勇，男，中共党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2005年获清华大学EMBA硕士学位，具有一级飞行员职称。 <BR><BR> 周厚健，男，中共党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为青岛市市委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环球杯”世界青年企业家大奖赛“经营才能特别奖”(中国唯一获此殊荣者)，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2000年、2005年两次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2年获“全国质量管理突出贡献者”称号，获第二届“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等荣誉称号。 [03-03 20:16] 直播员：访谈开始。 [03-05 20:02] 主持人钟雪泉：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今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下午代表们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为了充分回应广大网民对“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关注，大会新闻中心邀请了参会的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以“十二五”时期国有企业发展和行业发展为主题与大家在线交流。现在我把三位代表介绍给大家，他们是：武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邓崎琳先生；东航集团总经理刘绍勇先生；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先生。 [03-05 20:10] 主持人钟雪泉：下面11家网站依次提出网友的问题，请对应的代表作答，其他代表可以作补充。下面请新华网提出网友的问题。 [03-05 20:11] 钟雪泉：这个问题也是网友关注最多的问题。 [03-05 20:12] 刘绍勇：我想补充两句话，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大概在十几年前，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讨论合并的时候，提交美国国会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时美国很多舆论，包括很多议员提出来，这两家放在一起可能是垄断。后来美国国会给了一个很合理的解释，说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主要考虑全球竞争力的问题，放在全球的眼光下看，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不存在垄断。国企存在不存在垄断，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际。中国要走出世界，要靠什么？某种意义上要靠大集团的打拼，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要说第二点，很多人说中央企业是垄断，垄断就应该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些企业全是上市公司，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你也可以参与进去，然后承担着全球的资源、能源带来的好处，这何乐而不为呢？它是上市公司，是相对控股的概念，不完全是垄断的。我想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谢谢。 [03-05 20:22] 邓崎琳：我想就个人的体会谈谈这个看法，这些数据都不错，应该说国有企业在全国所有企业里面要多得多。国民经济的基础都不错，这些数据很正确。我认为，不能说是垄断。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央企的100家公司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考研，从自身的经营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应该说接受了市场的严峻考验，但可能有少量的企业，像石化、石油、煤炭、电力、电讯这些行业，它们可能在资源上、市场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占有力优势。你如果说它是垄断，也不能说是垄断，也不能说是自然垄断，它应该是一个国民经济很支柱性的产业。之所以说它垄断，是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在一段时间里它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独有的占有力，它可以随意定价。但我们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石油、石化也是很强的企业，但也有国际上的美孚、壳牌这些石油公司也在中国的市场上销售石油，我理解不应该是垄断，这是关系国民经济重要的资源掌控的，价格也不是随便定的，经过听证会来定价格，绝对不像国外钢铁矿石商说涨多少就涨多少，他说涨50就涨50，他说涨90就涨90，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力拓去年卖铁矿石的总效益相当于整个中国钢铁工业的总额，一吨矿石开采成本是20美金，运费56美金，卖到180-190美金，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同时我还想说，中国的国企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是非常艰难的。与整个世界上的500强相比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国企有沉重的包袱，职工人数非常多，同时我们也不能推向社会，我们不能交给政府，在前些年所企业里，33%没有在调整到25%之前，很多企业交的所得税都是24%，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国企在经历市场经济之后，他们的步伐、经营、发展是在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完全进入市场，除了我刚刚说的极个别的公司之外，也不完全是垄断，不能这么下定义。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3-05 20:22] 主持人钟雪泉：这里有一个误区，大家都说叫国有企业就垄断。实际上不是，海信集团是国有产业，都是存在竞争的。 [03-05 20:24] 国际在线：三位代表，晚上好！我想请问周厚健代表，用工荒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一个难题，请问海信集团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 [03-05 20:25] 刘绍勇：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在不久以前，我看到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我认为邵主任的回答很好，我答得再好也超不过邵主任的回答。按我们自己的话说，国有企业是我们全体中国人、中国公民的企业，因为“国有”嘛，它的利润分配权利不决定于具体管理层手中，而是在我们国家、在全体国民的手中，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依法达到目的。谢谢。 [03-05 20:25] 中国网：请问刘绍勇代表，目前大家都比较关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事情，对此您有没有意见要发表呢？谢谢。 [03-05 20:25] 周厚健：到目前海信还没有面对，和谐员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也听到和看到去年用工荒的问题，这恰恰是一个调整结构的机会。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确实有很多企业面临用工荒的问题，我还是觉得与企业的特性有关系的。薪酬不是企业员工的全部，企业给员工尊严和关怀，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认识，在决策的时候才能够保证员工的工资或者是基本的工资和社会平均接轨。同时能够调动员工积极性，只有这样调动员工，才能让员工愿意留在企业，此前海信也面临用工荒的问题，此后我们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从提高产业工人待遇，减轻了工作强度，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予关爱和尊重，尤其是对基层的干部，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对员工好。改变了这些状况以后，我讲一个数字，以春节节后员工返岗率的数字来说，海信有十几个公司，返岗率最低是在95%，其他公司都是在98%、99%。所以对个别企业的现象，还是与企业有关系的。 [03-05 20:29] 邓崎琳：武钢公司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集团层面，另一个是上市公司钢铁主业的层面。上市公司是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定期公布数据，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关于集团层面，集团每年向社会发布一份企业社会责任书，里面有很详细的工资、经济发展和企业财务状况的介绍。还有一个层面是企业内部职工层面，每年有两次职工代表大会，财务状况和指标，包括一些招待费、福利费的使用，都要在大会上报告审议。 [03-05 20:35] 光明网：很多网友在提问时都提到了国企账务公开的问题，请问武钢在这方面有什么相关的措施？ [03-05 20:35] 刘绍勇：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国资委邵宁负责人已经做了全面的回答，我理解为什么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国有企业当期的利润，应该让全国人民共同享有，享有的比例是5%、还是10%、15%还是20%，多少合适，应该由相关的立法部门和管理部门来决策，并且要充分尊重民意。第二方面，国有企业产生利润，应该考虑让这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为我们所有的公民带来可持续的收益，我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必须要认真考虑。谢谢。 [03-05 20:36] 中国广播网：三位代表晚上好，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网记者，有中国广播网的网友向刘绍勇代表提出问题，国有的利润是如何分配的，我们知道现在的国企上缴国家是10%的利润，那这个10%的利润是否可以纳入国家公共财政，让全民共享，这些利润又是如何实现全民共享的？ [03-05 20:36] 周厚健：我一直强调，海信往下的发展“大头在海外”，实际上和我们在技术投入上是一样的，我认为“走出去”是企业的“饭”，同样也是企业的“命”，饭是当前的生活质量如何，命是长期来看是否会生存下去。对中国生产家电的企业来讲，家门口的市场早已经国际化了，所以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不仅仅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竞争力，也是企业未来的出路。道理非常简单，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势不可当，如果我们在海外市场始终是一个“侏儒”，那我们国内这碗“饭”一定会丢掉。海信的经验，谈不上，因为很多企业做的比我们好。讲讲我们企业的做法，概括起来讲，海信的国际化主要落脚在人才、企业、研发的本土化，我们在南非、埃及等地建了四个生产基地，以本土化企业的身份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去，我们在美国、欧洲也建立了研发中心，我们力求能以最新的开发理念与他们接轨。 [03-05 20:40] 中国经济网：我代表中国经济网网友，向周厚健代表提问，海信“走出去”战略有什么经验或者教训可以和其他的中国企业分享？另外，我们知道联合国与海信搞了一个合作，感觉很不错，说明我们的民族企业越来越强大了，请您讲讲目前海信的自主品牌国际化做的怎么样，以后有什么更好的打算？谢谢。 [03-05 20:40] 周厚健：多年来我们一直实施高端产品和自有品牌“走出去”战略，重点在发达市场，不发达的潜力市场，比如我们在澳洲市场和美洲市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昨天《参考消息》有一则海信的平板电视进入到日本市场的报道。超薄的LED和智能电视，这些进入到发达国家去。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证，我们在大踏步地往前走。 [03-05 20:41] 周厚健：融入当地社会，做当地社会的公民，这是海信比较好的战略。海信进入欧洲市场，和当地比较大的合作商赞助当地的学校，比如说和南非的红十字会一起搞活动，卖一台电视，我们捐一块钱。海信在南非的占有率很高。我们为艾滋病儿童设一个专项救治资金，还包括在其他的国家，我们也做了类似的社会公益活动。前不久，我们获得了美国乔治亚州州长颁发的“外资企业经营成就奖”，（对美国来讲我们是外资企业），这些都对海信品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刚才提到了海信和联合国环境署签署了一个协议，海信成为中国首家赞助联合国绿色创新奖的企业。这说明海信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参与全球有影响力的活动，这些都对树立海信品牌做了一个“加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技术创新，只要我们坚持自主品牌，只要我们坚持以质取胜，今天中国的名牌一定会成为明天的世界名牌。 [03-05 20:44]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海信走出去很成功。谈谈武钢走出的战略。 [03-05 20:45] 周厚健：如果说教训，我想讲“往外走”，一个是要量力而行，要吃透当地的市场，不要操之过急。谢谢。 [03-05 20:45] 主持人钟雪泉：邓总的“走出去”战略非常清晰。刘总，东航在“走出去”上有什么设想呢？ [03-05 20:57] 邓崎琳：“走出去”战略是国家对国企提出来的要求，对于国企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的转变、战略的转变、经营方式的转变，武钢这几年在“走出去”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虽然是第一次，但还是迈出去了。为什么要“走出去”呢？武钢从自身来说，因为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三四年，世界矿石不停地涨价，武钢从50年代建厂，自己有矿山，有几百万吨的矿石，当时也有几百万吨的钢，但现在我们在武汉本土上就有1800万钢。一吨铁需要1.6吨铁矿石才能炼成，那么1000多吨钢再乘以1.6，那就需要2600、2700吨的矿石，这就需要大量地进口。每年中国进口的矿石达到五、六亿吨，中国的矿石需求量在9亿吨以上，因为钢产量2009年是5亿多吨，去年是6亿多吨。在这种情况下，武钢大量的85%以上的买进口矿石，所以进口矿石商不停的涨价，我们国内自有的矿石满足不了需要，60%是进口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日本、欧洲都面临着涨价的危机，我前面已经说过铁矿石商的成本很低，利润很高，可以随意涨价，从去年开始就变成了季度价，今年开始现货价。他们还准备在中国的港口建立一个基地，随时现货卖给你。这对中国的钢铁工业打击太大，成本太高，不堪重负。再加上中国的钢铁工业本身是供大于求，总量过剩，这样“两头一挤”，整个钢铁工业的利润比较低。去年全年钢铁工业会员单位72家，平均销售利润率不到3%。连中国工业销售利润率的平均值6都达不到，所以武钢再不“走出去”，加上我们在九省通衢的武汉——黄金水道在江边上，我们的矿是从宁波下港再倒一次船到南通，再倒到武汉，这样两倒就涨了100块钱，运费多了，1000万就是10个亿，2000万就是20个亿，这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要“走出去”，走到沿海、走到国外去开发资源。谢谢。 [03-05 20:57]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东航“走出去”的成就也比较大。 [03-05 20:58] 刘绍勇：实际上东航一直和国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刚刚过去的2010年国际航线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35%左右，所以东航整个的发展战略在“十二五”期间，主要是提升我们国际竞争能力，能够在国际上展现中国航空企业的能力和风采。 [03-05 20:58] 邓崎琳：另外我补充一下，武钢“走出去”，这几年利用金融危机弯道超车，在海外开发铁矿石资源，巴西、利比里亚、委内瑞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有八个点，有的是参股的，有的是控股的。如果把资源攒到一块大概有数亿吨，应该说在今后3-5年开发好了以后，完成可以达到自给，不用买垄断商的矿石。 [03-05 20:59] 主持人钟雪泉：这种布点使人很振奋。 [03-05 21:00] 法制网：各位代表晚上好！法制网网友为邓崎琳代表带来一个问题，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表示，中国央企高管薪酬实行半市场化管理，薪酬比同类岗位低很多，并表示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而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社会各界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他们的薪酬太高了，与国际不符，应该限制。有人则认为，就应该按市场规律来办，现在的薪酬标准很合理。请问您如何看待关于国企高管高薪的争论呢？您觉得什么才是好的薪酬制度？ [03-05 21:05] 邓崎琳：你刚才说邵宁主任已经谈过了，他说的很对，他掌握了中国国企的情况，还需要说明吗？就是他所说的，我们中国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和同类岗位相比低得多，这是事实。我们都是一样的，绝对是低得多。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的，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但你可能会问我，什么态度，今后是怎么发展，高管低薪、高管高薪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高管高薪。 [03-05 21:06] 主持人钟雪泉：刘总有什么想说的？能问一下您的年薪吗？ [03-05 21:07] 刘绍勇：能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案例，2008年底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大的崩溃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很多演说过程中，他说高盛、摩根史丹利大的集团公司拿钱太多了，他们出台了一个政策限制这些高管。大家看看限制的结果，他们的钱比金融危机之前挣得更多。当然我不是说中央企业领导要拿更多的钱，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股东会按照一个市场的办法拿出合理的价位，让人的各种主观能动性，让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充分的施展。我不好评价央企的薪酬是高了还是低了，但我自己认为，有些可能是高了，有些也可能是低了。但高和低现在很难确定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讲我们的民主，美国人讲美国人的民主，谁能准确地定义民主？所以我觉得对薪酬现在很难找一个定义，它是多了还是少了？但我觉得央企的领导人，不管是多还是少，绝大多数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的事业在做奉献，我觉得应该相信国资委的领导，应该相信国资委所聘请的董事会成员，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尽职尽责的。谢谢。 [03-05 21:16] 周厚健：没有补充。 [03-05 21:17]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周总有什么想法吗？ [03-05 21:17]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下面有请中国网络电视台提出网友的问题。 [03-05 21:18] 刘绍勇：这个问题也比较尖锐。我发现我们中央的媒体都很厉害。对于国有企业的重组，我认为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因为它是完全市场化的一种手段，我给大家还在这里讲一个案例，这是东航自身的案例。2009年东航和上海航空重组，大家知道2008年底，由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东航自身的困难，东航面临着“入不敷出、资不抵债”的窘境，当时的东航2008年底亏损139.95亿元，这个时候中央下决心调整东航的领导班子，紧接着我们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组就是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的重组，当时的东方航空是上市公司，上海航空也是上市公司，这两个公司有共同的命运，在资本市场都是ST公司。在6月8日我们宣布重组的时候，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出了一篇文章，《南华早报》的记者采访了现任的国际航协的主席，时任国泰公司的CEO托尼泰勒先生，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两个烂苹果能够做出一份好沙拉”，当然我们的外事部门知道了这件事儿以后，很快跟他进行了沟通，后来这位总裁打电话跟我们道歉，说媒体误解了他的想法，他当时知道东航和上航都是ST公司，都是盈利不太好的公司，怎么会重组在一起？一般是强强联合，他很少听说弱弱联合，但东航和上航的重组，我可以告诉大家，非常成功，我们重组牵扯到1.5万人和5.5万人的重组。牵扯到1100亿资产和1700亿运行资产的重组，牵扯到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重组，牵扯到两个上市公司的重组。我们实现了“四个没有”，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一个下岗的、没有一个告状的、没有一个减薪的，非常成功。 [03-05 21:19] 中国网络电视台：我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的记者，我想在这里代表网友问刘绍勇代表一个问题，关于国企重组后，怎么样才能保证国有航空公司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局面是否会对民企和中小企业航空公司造成生存困难？ [03-05 21:19] 中国人大网：谢谢主持人，三位代表晚上好，我代表中国人大网的网友向邓崎琳代表提问，作为产能过剩行业，钢铁行业“十二五”发展无疑要以转方式、调结构为根本，国家提出了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相结合的思路，作为一家央企的负责人，同时作为钢铁行业协会会长，您怎么评价目前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的水平，武钢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可值得推广的经验？谢谢。 [03-05 21:22] 刘绍勇：我们认为东航和上航重组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服务上海乃至全国的航线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给大家出行提供的便利迅速增加，那么大家有可能获得我们更多的产品的支持，这何乐而不为呢？同时东航和上航的重组，我认为没有挖了民营公司的墙角，或者是没有对民营公司造成更大的压力，其实上海的另外几家民营公司很优秀，比如说均瑶公司，很优秀，成本低，管理也很优秀。他们去年盈利几个亿，还有一个春秋公司是一个低成本的公司，它的定位和我们不一样。我认为大家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空间，彼此都有比较好的合作、比较好的发展。同时，你经营民营公司，也可以到全球市场去发展。如果大家觉得可以，可以把业务拓展到国际上去，到国际市场上施展我们民营的才能，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需要按中央的要求共同和谐发展，最终的结果是利国利民。我认为这样非常好。谢谢。 [03-05 21:22] 邓崎琳：2010年和“十一五”期间，中国钢铁企业有70几家会员单位，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整个节能减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标志着两点，一个是能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另一个是能耗大幅度降低。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综合能耗，“十一五”末是660公斤左右，这比之前降低了16%—17%。第二个指标是每吨钢耗“新水”，现在是4吨左右，武钢在“十一五”耗“新水”每吨是27立方米。“十一五”末变成了4立方米。整个新水循环使用率达到97%，武钢是靠着长江边上。武钢的特点有两条，第一是在节能减排中实施了“三同时”，同时设计对节能减排的项目、同时施工、同时向主体装备一样管理，整个投资在主体装备中占11%—12%。第二，政府在“十一五”期间签订节能减排指标，我们提前一年就完成了，应该说中国钢铁整个节能减排的水平，很多企业是接近国际一流水平的，有的企业达到国内要求，还有一些企业还有不少差距。 [03-05 21:27] 刘绍勇：这点非常重要，作为航空企业来说，对这方面感到压力也很大，我们完全支持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减排政策，这点受到了全球的尊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民对全球的承诺。但是，也要防止另外一个方面，所谓的排放“陷阱”，一些发达国家打着限制排放的旗号，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意识形态。比如说欧盟采取单边主义、贸易对抗、效益优先的策略限制飞往欧洲的国际航线，同时采取单边行动收取大量的排放费用。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以及全球共同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能让你们吃饱了不让我们吃，你们喝足了不让我们喝，我们中国和国际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千万要防止这种排放“陷阱”。我们中国人的人均排放比美国低很多，美国有晾衣架吗？我们中国到处都是晾衣架，利用阳光，美国都是用干洗机烘干，他们耗费能源最多。包括我们的航空公司飞往欧盟，他们的限制，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从2010年开始收中国的航空承运人的7.5—8亿，到2020年收30亿以上，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采取主动、积极的办法应对单边主义和所谓的贸易对抗、所谓的效益优先的做法。我对大家讲，我还是国际航线的理事，去年在国际航协开会的时候，我联合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说服了国际航协接受我们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现在欧盟采取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同时我也是中国航空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向欧盟提出了强烈抗议。谢谢。 [03-05 21:28] 主持人钟雪泉：我们为刘总节能减排的做法叫好。周总，海信在节能减排方面有什么做法？ [03-05 21:37] 人民网：谢谢主持人。人民网的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提议把各自组织起来，到全国300个县去投资特色产业区，为消除贫困悬殊做领头羊。网友向嘉宾提问，这个提议是否可行？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消除社会贫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请刘绍勇代表谈一谈，也欢迎其他两位嘉宾补充。谢谢。 [03-05 21:38] 周厚健：节能减排、绿色环保，这是为人类做贡献，而且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要做好，不论是产品还是生产流程、生产工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规划和要求。刚才刘总谈的问题，我是同意的。我们也很担心，最后这会成为一种贸易壁垒的口实。所以我们在这类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准备，因为毕竟海信正处于“往外走”的过程中，我们很担心这会成为一种壁垒。谢谢。 [03-05 21:38] 刘绍勇：谢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演讲，当时也是关于企业怎么能够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当时我在南航工作，我说当时的南航每一个旅客，南航要捐出十分钱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要让他给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学，对那些能够考上大学而上不起大学的学生资助，南航有一个“十分关爱”基金会是这么来的，我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考上大学、上不起大学的大学生，我们那时候想中央企业能够做什么呢？那时候南航每年运送大概5000万，这样每年有500万，现在是700万，这是一个长篇小说，永远可以写下去。到东航之后，无论是做慈善还是履行央企的职责，不仅仅是给一些钱，而是让经济困难的、有需要帮助的人给予精神上的帮助。所以到东航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爱在东航”大型关爱活动，我们东航所有的员工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外再给一天假期，任意两个人在网上配对关爱需要关爱的人，也可能是经济上、也可能是精神上、也可能是物质上的，这样形成了一个互动。到目前为止，东航7万名员工有90%以上的员工参与了这个活动，效果非常好。这是我讲的对社会的互动。 [03-05 21:42] 刘绍勇：不仅是物质上的关爱，更多是精神上的关爱，让他提高一个层次。很多人有钱了，他说关爱就给一些钱，但是给钱不能解决很多问题。当一个人需要心理安慰的时候，你到病床边给他讲一句话，这比给他10万、8万更有用。给大家说一个例子，今天晚上23点，东航的一架飞机运送利比亚的中国公民回国，是中国民航撤侨的最后一个航班。在这期间，我们派了26架飞机，运送了将近7000客人，他们上了飞机以后，你知道我们乘务长的广播是怎么广播的？我们的机长是怎么广播的？我非常受感动。昨天新浪网还有一个采访，他们说，过去你们坐飞机，播音是“旅客朋友们，欢迎您乘坐东航的飞机”，我发现这次乘务长和机长非常有创意，他们说“党中央、国务院派我们东航接大家回家了”，当时大家热泪盈眶、掌声雷动，这不是一个中央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吗？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说给我们一分钱，但我们都在做这个工作。当祖国、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所不辞。大家知道，包括去年发生的玉树地震，东航完成了民航运输的90%以上的运输任务。我们飞了300多航班。包括汶川地震，当时无论是国航、南航、东航以及其他的中小企业都倾巢出动。在这里我要感谢东航、南航的乘客，因为每天我们派5架飞机撤侨，所以我们的航班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很多旅客一说我们就非常感动，你们去运我们的侨胞，我们大飞机换小飞机，我们高兴。头等舱换成经济舱，我们支持。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使我非常受感动。借此机会，我也向我们所有的乘客表示感谢，也向我们东航，向民航所有参加运输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他们真是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劳动，大家知道新航线，没有飞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时差很大，一加油要五六个小时，机组超负荷的运行，我们一架飞机派三套机组，他们就是轮流的休息保持体力，让共和国的公民能够非常体面地回到自己的祖国。我认为这是中央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03-05 21:44] 刘绍勇：刚才提问说是不是做其他的活动，我相信我们中央企业都有类似的其他活动，比如说东航在云南有很多爱心小学，有很多经济的支持，我相信比我们会做的更好，但我想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央企业获得利润以后，我希望国家按照有关的比较专业的方式来做专业的扶贫，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一个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发展教育，给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给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享受更好的教育，在人智上提高他们，让他们自己走出来，比我们直接去资助要好的多得多。 [03-05 21:48]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我相信我们的网友也会为东航去接我们利比亚同胞的行为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会表示感谢。下面请问一下邓总，您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 [03-05 21:49] 刘绍勇：我想补充一句话，平常我一般不念文件，上面文件有一个内容，我想讲三句话，国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我记得管民航的副总理张德江同志，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同志和现任的王勇同志多次强调，中央企业是共和国的脊梁，脊梁不能垮，脊梁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我非常赞同邓总讲的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有一个研讨会，我批评美国人，美国人所谓的社会责任仅限于国内，你们把落后的产能、高消耗的这些产能啊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对你的国家来讲起到了企业责任，对全球来讲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中央企业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儿。但我也非常赞同很多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对此也非常敬佩！谢谢。 [03-05 21:50] 邓崎琳：国有企业本身就有三大责任，第一是政治责任，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具有政治责任。第二是社会责任。第三是经济责任。比如说，我们企业在武汉地区，有7万多在职职工，2万多不到年龄就退休的，6万离退休干部和职工，3万大集体职工，前面的我都不说了，你怎么改革、怎么分流，这3万大集体职工怎么分，它不是全民的，考不上大学，在外面谋不到职业，他的父母都在武钢，年轻的男孩、女孩，在我们公司有很多工厂，包装、运输的岗位，在这些岗位工作，年收入1万左右，你说我能够把他辞掉？能够把他推出武钢？不可能的，我希望广大网友给予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关心。 [03-05 21:50] 主持人钟雪泉：周总，他们说得很全面了，你赞同他们的观点吗？ [03-05 21:59] 中国新闻网：三位代表晚上好！我代表中新网网友向邓崎琳代表提问，被称为中国经济命脉资产的央企，不久的将来大多数将以“公众公司”的身份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希望代表谈一下整体上市存在哪些难题？ [03-05 22:00] 周厚健：我很赞同。企业做大了以后，的确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这种义务应该承担起来。我们经营层对此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海信在十几年过程中，我们赞助了2000多所希望小学，我们赞助教育，把大家的素质提高起来，这是改善失衡的一个很好渠道。 [03-05 22:00]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下面请新华网提出网友的问题。 [03-05 22:01] 邓崎琳：整体上市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竞争力、多大的公司，因素非常复杂。一般来说，你所说的应该是公众公司，也不完全是有限责任公司，也不完全是公众公司，范畴很大。我个人理解你的问题点起码有这样几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是不能上市的，第一，在整体上市之前，要整体上市的公司的资产质量，它的经营状况是不是良好的，是不是符合上市公司要求？这是必须自己评估清楚。不要到后来这里批不了，那里也通不过。第二，以上的都没有问题的，你必须通过内部的高层、董事会、股东代表大会的程序。第三，要经过国家有关上市和证券机构的审查批准。最后，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最佳的上市地点和时机。这是我的理解。谢谢。 [03-05 22:01] 新华网：请问周厚健代表，今天上午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有企业如何进行资产优化和重组，把蛋糕做大做强，同时实现“多条腿走路”？ [03-05 22:06] 周厚健：从90年代末开始，海信大概经历过三次大的优化重组，并且伴随着结构的调整。 第一次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为了突出主业，我们砍掉了很多即使是在营利非主营业务，统一信息产业这样的核心产业，我们盯住主业做“减法”。 [03-05 22:07] 周厚健：各个企业的情况不同，资产重组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实现股权多元化、收购扩张，在资本市场获取资金，这些都是对企业有很好的促进。但我还想讲，我的体会是要把企业做强做大，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成为资产重组的重要目的，我们的目标清楚了以后，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在产业结构上确实需要加紧调整。我在这里谈谈海信的经历和体会。 [03-05 22:07] 周厚健：在海信的产业结构当中，大家更了解或者是知道的比较多的是海信家电，实际上海信的智能交通、海信的光通信、海信的多媒体，很多人不了解它们，恰恰这些产业相互促进，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支撑了家电很好的成长。下一步，海信重点将从一个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往规模比较大的产业成熟度上转移，这是海信下一步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每一步的思路都是清晰的，并且我们每一步的调整，共享程度非常大，正因为这些调整，这个调整比较合理，于是我们的收益也比较明显。去年海信的营业额是600多亿，海信的利润近40亿。在这样完全竞争的领域，应该感谢前面几轮的结构调整。谢谢各位。 [03-05 22:08] 周厚健：第三次是在四五年前，这次调整我们重点是产品向高端转移，海信有一些传统的产业，有一些原有的产业板块，我们往高端进行转移。在产业链的延伸上，我们把产业链向高技术构成的环节来延伸。 [03-05 22:08] 周厚健：第二次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当时产业单薄，加大主业投资力度，加大与主业相关的业务，尤其是3C产业，为了丰富海信的3C产业结构，我们做了很大的投资。利用这样的金融平台，构建好这样的技术构成，使得它们之间能够产生相得益彰的效应，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加法，盯住主业做加法。 [03-05 22:08] 邓崎琳：我想请问一下，你说的“负面新闻”，我不是很明确，哪些负面新闻？你提示一两个也可以。 [03-05 22:09] 人民网：人民网的网友听到刚才三位嘉宾谈到的央企需要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贡献非常感动。网友们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的确这几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担负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大家有目共睹。但近几年来负面新闻也在不断增加，也想请嘉宾谈谈如何看待负面新闻的问题。请邓代表先谈谈，也欢迎其他嘉宾补充。 [03-05 22:09] 主持人钟雪泉：下面请人民网提出网友问题。 [03-05 22:09] 人民网：这位网友没有具体说明，但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网友们的确看到很多，或者是有一些情况是宣传了央企的负面形象，包括之前网友提到的央企的垄断，给其他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想这些都算是央企的负面新闻的报道。 [03-05 22:10] 邓崎琳：至于说负面会不会有？我认为会有，比如说炒房事件，让国资委开了多少次会进行整顿，搞过了一点儿，我们就收。社会是公开的，国资委强调不要搞。开放度不够，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但你不要忘了，2010年12月13日，国资委开工作会，王勇主任，他是现任书记，工作报告他有一个讲话，他说到2010年国企有七个方面显著成效。第一，开拓市场和配置资源进一步增强；第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第三，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而这个体制机制的改革是在国家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前提下进行的，不能离开这个框架；第四，自主创业能力提升。武钢的轿车板是自己开发的，不是哪个汽车商帮助我的，五年来我从无到有，我没有和哪个外资合资开发，是武钢自己开发的，全部都打到市场上去了，每年160多万吨；第五，集团的管控能力进一步加强；第六，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增强；第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加强。 [03-05 22:19] 邓崎琳：我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外商听说我是中国人，国有企业，他非常放心。他对我说，你要是国有企业，我就放心了，那就是负责任的，有保障的。就不像有些企业，变来变去就没有了。就说明有的外商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国企是有正确的看法的。我们是国企，我们也跑不掉，我们要对国家负责，要对人民负责。 [03-05 22:19] 邓崎琳：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负面影响”，换句话来说“一个企业存在的问题、企业的缺点”，我想一个企业就像一个人一样，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集体都不可能百分之百优秀，它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果说是一个完全没有失误的企业，我想那是没有的。有瑕疵的玉石应该是真的，完全人工做的是没有瑕疵的。当然，你也应该同意我的观点。至于你说到央企，包括地方的国企，我应该说它们的主流、它们的整个形象是非常好的，这应该充分的肯定，中国几十年的建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没有这些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基础，工业企业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有个别民营企业问题也不少，我举个例子，武钢在湖北的襄阳有一个襄樊钢铁厂，是一个非常老的厂，是一个几十万吨的小厂，当时98年钢铁主业要在武汉上市，当时省考虑到这个企业很困难，已经停产两年了，1000多名职工，我们带走的时候把设备全部恢复，把职工全部请到厂里来，我们派人去维修，让他们上岗。以前每年政府拿出2000多万，一个人不足200块钱，后来我们生产以后，每年交政府两三千万的税收，他们又富了，大家都非常感谢。我就是说这个经过，有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外地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家，建了一个同等规模的钢铁厂，每年的税收是200万，少我们十倍以下，他怎么交的，相安无事。我们这个企业税收是一分钱都不能少，包括环保的排污费，这些大企业都是一样的。其实，国有企业非常遵章守法的，因为它是国家的企业，所以他怎么会偷税漏税呢？ [03-05 22:19] 刘绍勇：人民网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前不久我看到中央有一个文件，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讲了三句话，要善解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我再加上一句“善学媒体”，媒体也好，社会也好，对央企所谓的负面报道，从两个方面看，人民网这位小姐非常漂亮啊，如果你爱这个小伙肯定会关注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认为我们社会非常喜爱、热爱中央企业。有的过去是恨铁不成钢，现在是希望尽快飞起来、走向世界，和愿望有所差距、有所反差，所以对中央企业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如果说媒体对央企有负面的报道或者是新闻，更多的是大家认识上的差距，不是说你对或者是我错、他对我错，大家都可以探讨，你认为大家都非常喜爱国企。有的人是不了解国企，有跟风，但我们要防止极少数、极个别的想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个我们是不能饶过的。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也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好，我们应该出来该说话的要说话。中央企业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改革、不断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中前进的，共产党是这样、国家是这样、央企也是这样。我想我们中小企业向媒体学到了很多，你们说我们哪儿不好，我们就反思，说我们好了，我们怎么去总结、怎么去提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待所谓的负面的理解。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意见，那是爱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根本就不管我。所以我认为应该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社会对央企另外的一种关心和厚爱。谢谢。 [03-05 22:20] 邓崎琳：另外，2008年的时候，李荣融还有一段话，“国有企业这几年有三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国家的规章制度、法规都已经出台，在规范运作；第二，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路子；第三句话，整个国有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这后面有很多数据，从五年来的变化来看，中央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增加13000亿元，差不多每年利润增长1500亿，包括冰雪灾害期间，汶川大地震期间，很多中央企业根本就是不是考虑效益，全力以赴地扑过去。当然每个企业都有薄弱环节，在这方面不断改进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符合辩证法、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一个经济高峰之后会低谷，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对国有企业，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他们在改革三十年前，历史的包袱是非常沉重的。中央的央企和地方企业对中国经济和地方经济有多大，你们可以算一笔账，没有这些央企和中央地方的国企，中国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看企业，而且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企。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更多的理解、关心国企，他们的包袱是负重前行。谢谢。 [03-05 22:20]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 [03-05 22:21] 周厚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提我呼吁一下，有一些宣传大家带有一种倾向，一个人说不好，大家都说不好。几年前海信被中宣部和国资委推荐为国企典型，当时国资委很多领导带了100多个到海信去。那段时间，国内的媒体铺天盖地地说中国的民族品牌完了。当时我对记者们讲，你们能不能为中国的民族品牌长点志气。大家从一开始喊到现在，海信从来都是第一，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丢过第一。你们怎么不能讲讲民族品牌在这么艰难的竞争环境下，我们依然保持者第一的位次。海信电视已经七年第一了。我希望媒体记者们能够更多的相信自己看到的，相信自己了解到的，而不是大家讲什么而就跟上去。谢谢。 [03-05 22:22] 周厚健：我谈两句话，有感而发，确实是像刘总说了，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问题和缺点，但是我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国企比民营企业走的更艰难。比如说海信出的产业，几乎都是竞争性的产业，几乎面对的都是民营企业或者是外企。应该说同样一个市场行为，他们付出的时间、付出的代价、面对的难度和海信都是无法比的。 [03-05 22:22] 主持人钟雪泉：我相信网民听到三位老总的回答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03-05 22:23] 主持人钟雪泉：谢谢，谢谢邓总也给媒体提出了一个好的建议。 [03-05 22:28] 邓崎琳：我补充一下这位记者的问题，你们要感兴趣，可以组织几个网友到企业去看一看，听听职工说什么，很普通的工人说什么，你去问他们。我是总裁，你们不要问我，你问每一个工人，问他们哪个企业好、做什么工作？他会用朴素的语言告诉你，他会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你。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信息告诉你，在三年前，我到我们公司的一个实业公司，也就是集体企业，不是全民的，简单说就是我们武钢子弟没有考上大学的，有一个小工厂在那儿工作，那里有残疾人，没有胳膊、没有腿，或者不能讲话的都在那儿工作。我春节的时候去看，他们在那儿缝衣服，他们上班一步一步的爬到厂里来，比正常人付出的代价很多，别人可能轻松走过就完了，但是他们要爬上三层楼，而且是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然后再干八个小时的工作。他家里也有老人，家里也有老人小孩，我问了一下平均工资是600多块钱，那怎么养活，但他是我们武钢的子弟，我不能让社会把他们收走，我要把他养起来。当时我和实业公司领导和部门一起去，提出每个人的工资从元月1号起每月涨到1000元。钱从哪儿出？从实业公司里出。春节以前，每一个残疾人员工必发1000块钱，给他过年。很多残疾人都流泪了。所以我在里有一个小插曲，国有企业非常艰难，我们职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并不比外企少，竞争水平、起跑线不一样，所以还是应该做一些调查，不能简单地用外国人的标准评价我们，外国人已经是高端技术，无法和他们比，不能离开中国这块土地的现实。 [03-05 22:28] 刘绍勇：谢谢人大网的帅小伙儿代表网友向我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看上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比较复杂，这里面有很多“陷阱”，航班延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中国来讲，航班延误有特殊性的问题，全球航班正常率一般为80%左右，但非常遗憾的是，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民航的官方网站所讲的航班正常率是75.6%，我这里作为一个民航人，我们也确确实实感觉到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今天跟各位网友见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可以兴奋的告诉你，东航的航班正常率连续三年在全民航排在第一，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东航的航班正常率是79.6%左右，比平均的航班正常率高4—5个百分点。大家可以想象，2010年中国民航一共运送了2.67亿旅客，如果航班正常率是75%多一点儿的话，大概4个人中有1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有航班延误的苦恼和痛苦。那就是有6500万—6600万人次因为航班延误给他们带来的不方便，如果一个人的延误时间按一个小时来计算，如果一个人一个小时可以挣20块钱的话，那么6600万人是多少损失？大概是13个亿的损失，同时因为航班延误，航空公司也有巨额的损失，我们初步做了计算，因为大家知道，我要不关舱门、不排队，永远起飞不了。有很多旅客在飞机里等待等一两个小时，甚至是三个小时，这样一来航空公司的损失是20多亿。所以2010年是近五年来中国民航最低的航班正常率，当然不排除有客观的因素。比如说，极端的天气增加，全球变暖了或者是变冷了，天气极端了。第二是周边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周边的军事演习比较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需要加快空中交通管制体制的改革，要建立一个军民共用，安全高效、运转协调的全国空中管理系统，现在民航管20%、空军管80%，民航不方便，空军也不方便，如果有一个综合的交通管理体系，我的提案里就专门提到这一点，很多代表都准备签字支持我这个提案。我们很欣慰地是“十二五”专门讲了这一条，十七届五中全会讲到了，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也讲到了加快空中交通体制改革，我们增加一个点，就可以减少267万人的痛苦，我认为这不算是经济账，就算平时航班正常，我们都希望能够加快改革。因为现在飞机更加先进了，保障更加好了，如果空域更好，我相信这种大家的交通便利性和舒适性更加增强。 [03-05 22:29] 中国人大网：中国人大网的网友向刘绍勇代表提出问题，您怎么看待航班晚点的问题，东航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谢谢。 [03-05 22:29] 刘绍勇：我看到后面的问题“高铁对民航的冲击”，我说两句，我认为高铁对民航是有影响的，局部有颠覆，总体有影响，但是我认为还是做好了有机遇。我用三句话来说，500 -600公里对我们是有颠覆性的，1000-1200公里是有影响的，但是总体我们可以和高铁合作。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句话，如果你想飞，就在空中飞。谢谢大家！ [03-05 22:30] 中国网络电视台：我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代表中国网络电视台广大网友请问周厚健代表一个问题，关于国有企业广纳贤士，但我想问一下，对于国企而言都需要哪些方面的人才，进入国企的人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素质，您可以就海信集团来谈，二位代表也可以补充。 [03-05 22:34] 中国广播网：很高兴还有机会向两位代表提问，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十二五”时期国企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问题，首先我想代表中国广播网的网友向周厚健代表提问，进入“十二五”之后，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产业调整和技术革新的问题，请问国企的老总，现在国企在结构调整方面做的怎么样，你们认为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是否做好准备了？推进技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也请刘代表做补充，谢谢。 [03-05 22:35] 周厚健：同时，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企业营销上，理论功底好一些，这样能够使企业少走弯路。正因为我们有这种认识、这种判断，所以我们经营班子有十位，包括我们的总裁、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在这十位当中有六位是留美或留德的博士，家在国外，回来工作。另外，这十位班子成员有六位是大学老师的背景，当然，每一个企业的产业定位不一样，这是海信的具体情况。谢谢。 [03-05 22:35] 周厚健：国有企业有人才方面的需要，海信是一个长期坚持技术战略企业，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讲讲，应该说这些人推动了海信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了海信技术产业的不断调整，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光通讯、智能交通、传媒网络等等，它的技术要求比较高，于是从技术人员到经营班子都需要有比较高的知识来支撑。这三个公司经营班子中六位都是博士，这些人才支撑了这些产业。但从海信整体来看，对人才的要求，我们的观念是能完成本职工作的就是人才，能够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就是优秀人才。这是我们整体对人才的认识和观念。另外，海信处在今天的发展阶段，海信对人才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海信所有的产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即使是不往海外走，也必须和海外的技术看齐。所以我们必须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 [03-05 22:35] 周厚健：首先要认识到中国企业过早地接触了世界这个大市场，过早地在世界巨头的夹缝中碰撞成长，我讲“过早”是指中国企业进入市场机制历练的时间是很短的，因为中国经济市场是从1992年开始提出，1993年进行推动。我们和他们同台竞争，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所以紧紧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是不行的，所以调整产业结构对企业而言，既是当前的“饭”，又是长远的“命”。实际是一个生死之战，结构调整是一个过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很难描述它是否准备好了。如果要讲是否准备好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我认为是一个认识的问题。结构调整本身是不断积累技术优势，通过持续不断地积累，使得你抓住了结构性调整。再回答一下关键是什么，我们体会关键是三个，一个是认识到位，一个是人才队伍建设到位，另一个是激励机制到位。这三个到位才能把事情做好。 [03-05 22:36] 主持人钟雪泉：刘总，你认为国有企业推动技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03-05 22:42] 主持人钟雪泉：感谢三位代表的精彩回答，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与网友在线交流就到此结束。感谢网友的参加，同时也感谢在场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谢谢！再见。 [03-05 22:43] 刘绍勇：网友提出的问题很好，具体的国际内容都很高了，我就不说具体的。我讲一个理念，大家知道2008年底，奥巴马为什么能够竞选总统，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创新”，这是奥巴马的原创吗？我说，不是。他是向江泽民同志学的，江泽民说的一句话叫“与时俱进”，作为中央企业也好、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就要在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中才能够保持和发展，一个企业也是一样的。当企业内部改革和发展低于外部的改革和发展的时候，这个企业就是走下坡路。谢谢。 [03-05 2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