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学界建议将新闻侵权写入《侵权责任法(草案)》

2009年02月23日 09:35   来源:检察日报   李国民 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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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侵权该不该单独规定?新闻侵权该不该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具体到立法中如何表述?2月18日,来自国内相关主管部门和传媒界法学界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三个话题,就《侵权责任法(草案)》如何规制新闻侵权,展开了积极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举办。

    焦点一:该不该特别规定

    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发生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节目中的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的案件,还是媒体或者其从业人员作为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案件之加害人的案件,在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甚至抗辩事由等方面均没有特殊性,因此法律没有必要对新闻侵权作出特别规定。 

    对此,本报副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王松苗认为,新闻侵权在抗辩事由、责任主体、主观过错认定、承担后果的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其一,就被侵权人而言,一旦被新闻侵权,往往具有点多(转载,铺天盖地),线长(白纸黑字,难以磨灭),面广(辐射面广,尽人皆知)的特点,较一般公民之间的名誉侵权而言,增加了受害的广度;因传媒和新媒体(手机报等)的迅捷跟进,紧追不放,常常又增加了侵权的密度;由于媒体具有天然公信力,一旦侵权将使公民遭受比百姓之间对掐严重得多的精神折磨,从而增加了维权的难度。 

    其二,就媒体而言,一旦构成新闻侵权也需要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对真实的要求不同。新闻真实是一种动态的真实,过程的真实,阶段性的真实。因为新闻既要真实又要快速,而真实与快速之间总是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所以对于所有的报料,新闻并无可能进行一一核实。因此,不可能以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传媒和作者,相反应该为新闻舆论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其次,在表达自由与公民名誉权之间需要妥善平衡。作为两项宪法性权利,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如何取舍?目前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主要看是否关涉公共利益。一旦涉及公共利益,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必须适度牺牲自己的名誉权。因为就舆论监督而言,媒体更多拥有的是发布权,而不是话语权,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公众手里。所以,公众是第一主体,媒体是第二主体,两者之间的责任如何分担,需要法律进行界定。 

    其三,回到现实:面对大相径庭的判决,媒体常常无所适从。由于缺乏基本的规范,同案不同判在新闻侵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法院连事实与意见都分不清,要求对意见证明真伪(而不是“是否妥当”)。还有的是要求证明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毫厘不爽等等。此外,在一些基本规范上,不同判例体现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客观真实,有的要求确信真实;有的承认公众人物,有的闪烁其词;有的要求谁主张谁举证,有的是谁报道谁举证;有的承认录音证据,有的不承认;有的要求审查读者来信,有的则认为不必审查;有的仅要求更正道歉,有的却必须承担巨额赔偿……总之,没有章法,所以乱套,所以无可奈何。而动辄构成侵权,无疑影响舆论监督,影响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鉴于舆论监督的必要性、新闻侵权的严重性、公民维权的紧迫性和司法判决的太个性”,王松苗认为有必要单独规制新闻侵权。

    焦点二:该不该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

    侵权责任法草案仅仅在第三十四条规定了网络侵权,对于其他形式的新闻侵权则没有涉及。新闻侵权该不该在侵权责任法中有所反映?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侵权责任法应该规定新闻侵权,他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实践需要。司法审判实践一定要有这个规则,这也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规定网络侵权确实是急需的,但网络侵权和新闻侵权相比数量上差很多。二是符合立法宗旨,侵权法立法就是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规制新闻侵权正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平衡。三是体现中国侵权法特色,别的国家没有规定,不是我们不能规定的理由。这就是中国特色,是我国实践的需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事务处处长、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主任徐迅也持相同看法,她认为,第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法律的规范、保护与引导。十六大、十七大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文化产业不仅承担宣传教化功能,还要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这一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公司法、合同法、版权法等法律的规范,也需要法律对内容划定最基本的边界。目前,文化领域立法滞后的问题日益凸现,相关法律规范少、位阶低的问题正在引起各方面重视。近两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中均已不再将《新闻法》列入其中,因此,由其他各类法律分别作出规定,从而逐步完善大众传播内容的法律规制已成必然趋势。在这方面,刑法经过1997年及以后的修订,在原有基础上已逐步完善;部分行政法等也分别规定,有所规制;作为基本法之一的民法典也必需有所作为,绝不应当回避与缺位。 

    第二,以民法为主保护人格尊严的法律框架符合国情,应当及时在民法典中固定下来。人格尊严是人权最重要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及法律保护人格尊严的精神一以贯之,其中民法通则及陆续出台的几部相关司法解释承担了规范的主要角色,民事司法实践也通过大量裁判规范媒介的内容传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法律保护体系。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格局完全有理由在民法典中固定下来。虽然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层面一直都存在着某些讨论与争议,但主流意见对此是肯定的。同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2007年4月正式提交最高人民法院《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的行为表明,以传统媒介为主体的新闻界存在较为强烈的进一步完善相关民事立法的呼声。 

    第三,法律的规制将强烈引导或妨碍媒介自律机制的形成与生长。近年来,新闻界出现了一些久治难愈的职业道德问题,虽有多种因素,但法律应当进一步完善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具有天然的张力,法律的规制与自律机制的形成应当保持科学、合理的良性互动关系。法律所划定的基本权利义务,将促进大众媒介产生行业规范或自律规则。如果法律未能作出引导,必定严重削弱大众媒介自我约束的动力与愿望,某些缓慢生长的专业主义追求及行规建设计划将因此失去最强大的后盾。如果民法缺位,法律失衡,等于国家放弃了社会成员依法自我调整相互关系的治理手段,而表达者和大众传播业者也将不得不经常面对刑法(包括诽谤罪、侮辱罪、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罪、损害他人产品声誉罪等)制裁的威胁。这种现象在近年已有加剧趋势,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斌也认为,侵权责任法草案仅仅涉及到网络侵权而没有涉及其他媒体的侵权,是不科学、不完善的。“其一,网络只是媒介的一种,媒介至少还包括报纸、电视、电台,还有我们所说的新媒体,只规定其中之一,而不涉及其他的,这是不完善的;其二,广义的媒体侵权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媒体侵权案例会越来越多,法律如果不能及时跟进,肯定是不完善的;其三,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法官在审理媒体侵权案件时,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很多,应当通过立法进行规制。”上述意见得到了与会媒体法务工作者的普遍赞同。 

    “为什么动物伤人都可以写入侵权责任法,但媒介侵权却写不进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规处处长高芳说,这一点让她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媒体实务中迫切需要这一部分的内容,它可以给新闻从业人员一种价值指引和导向,有利于正常秩序的建立。同时,把新闻侵权写入侵权责任法,寻求表达自由和尊重人格权的平衡,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媒介的监督作用。公正评论、客观报道免责,在新闻界和司法界是一种共识、一种默契,但二十年的时间还停留在一个‘默契’的程度上,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光明日报社法律顾问武子征也认为,从加强媒体监督和规范记者、媒体的行为上来看,把新闻侵权写入侵权责任法具有重大的规范意义。应该把司法解释里有关新闻侵权的一些比较成熟、行之有效的规定,吸收进侵权责任法。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绚认为,关于人格权的保护,我国现行法律中的规定不够完善,比如说隐私权,民法通则中就没有规定。陈绚质疑:“在权利都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下,由侵权责任法来规定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是不是合适呢?”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丹林对此也“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如果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媒体侵权责任的话,那么,到底要规定些什么内容?如何来表述?如果规定,会对媒体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和程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才能体现公平正义?”李丹林认为,这些问题尚需审慎考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明确反对在侵权责任法里规定新闻侵权的内容:“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在侵权责任法里加上新闻侵权这样的内容,立法体例上就会出现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新闻侵权,还可能容易产生误导,让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新闻侵害人格权而忽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完全可以交给法官,让法官进行谨慎地判断,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保护媒体的自由。”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王军的看法与此相反,她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侵权责任法中应当写入新闻侵权的内容,“用宪法来宣示自由,用民法来限制自由,这是相辅相成的。”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办公室主任金君俐也认为,推动新闻法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仅仅依靠法官的智慧和良心,是不可靠的。” 

    中国记协国内部副主任孙兆华表示,中国记协赞同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新闻侵权方面的内容。“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侵权的规定不多,有些已经落后于新闻实践了,把实践中已经成熟的意见写进侵权责任法,对于推动新闻法制、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加强行业自律都是必要的。”

    焦点三:该如何对草案进行修改

    如何对草案进行修改,学者们也提出了意见。 

    杨立新提出了三种修改意见:“一是增加新闻侵权一节,但这比较难,因为整个法的条文就不多。二是可以加上有关新闻侵权的一条,这样最高法会因为有了上位法,获得出台司法解释的空间。三是干脆把网络侵权改造成新闻侵权的条文。” 

    徐迅也提出了三种修改意见:“第一,在本草案中设‘侵犯人格权的责任’专节;第二,在本草案中设‘媒介侵犯人格权的责任’专节,对媒介侵犯人格权的主要类型(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分别加以规范并明确责任;第三,如本草案第三十四条一样,为互联网以外的大众媒介侵犯人格权的责任专设一条,为司法解释预留空间。” 

    刘斌建议,应修改和完善草案第三十四条,加两到三款以囊括现有的媒体。“同时,如果我们将新闻作品视为产品的话,可以考虑在第五章‘产品责任’里专门加一条原则性规定。有了上位法依据,司法机关就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完善和具体化,法院在审判的时候就会有据可依。” 

    王松苗从“引进先进理论,确定基本理念”的角度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新闻侵权不仅有责任主体上的特殊性(多重),而且有承担方式上的特殊性,比如更正,撤销报道,常常是最有效的恢复名誉的手段,这在一般侵权责任中是不具备的。同时,新闻侵权在免责事由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众所周知的几个主要理论:公正评论、公众人物、实际恶意、‘确信真实’(h°n““ιb“1i“finιh“ι““ιh)等。”在他看来,“这些基本的免责事由,如果在这一次侵权责任法中得不到解决,那将不仅仅是新闻界的一大遗憾。因为研究新闻侵权,治理新闻侵权行为,主要是为了给新闻媒体确立具体规则,凡是不属于新闻侵权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新闻行为,就应当依法受到保护。” 

    本版图片摄影:杨明(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 

    (二次审议稿)(节选)

    第二十四条  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身份权,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四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要求删除、屏蔽侵权行为内容的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得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失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责任编辑:王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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