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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率突增 农商行资产频亮“红灯”

2018年07月25日 07:26    来源: 中国证券报     陈莹莹 欧阳剑环 彭扬

  亟待筑牢风险防火墙

  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6家银行的信用等级被调降,其中有5家为农商行,占比超过8成。7月,东方金诚将山东邹平农商行主体评级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信用等级被调降的背后则是诸多农商行不良率“节节升高”的态势。

  近期,多家农商行不良率飙升引发市场关注。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不良率飙升折射出部分农商行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认定标准较松等共性问题,可能会有更多农商行爆出不良率飙升情况,但不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监管层也在加强风险监测和跨区域监管协调,引导农商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多因素致不良率飙升

  东方金诚表示,跟踪期内区域信用风险持续暴露,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大幅攀升,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要求,资产质量明显下行。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9.28%,相比2016年末上升6.8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由215.30%下降至59.28%。

  6月底,贵阳农商行被中诚信下调主体信用等级和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13%猛增至2017年末的19.54%;资本充足率从2016年末的11.77%降至0.9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则降至-1.41%;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

  河南修武农商行近日公布的年报显示,该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5%升至2017年末的20.74%;资本充足率从12.92%降至-0.75%,拨备覆盖率从191.06%降至43.44%;山西侯马农商行2017年年报显示,2017年末不良率高达26.28%,资本充足率为1.98%,拨备覆盖率只有33.5%。

  业内人士认为,农商行不良畸高的情况,主要是较大的历史包袱、较低的风控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结果。

  “部分农商行不良率激增的原因或在于这些机构之前没有如实反映真实信贷资产质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藏着掖着,否则不可能一下陡增这么多。”华中地区某农商行业务负责人赵明(化名)坦言。

  在他看来,这些机构以前发放的贷款可能集中于某个行业,一旦该行业低迷,也会导致投入的信贷资金无法退出形成不良。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名义合规实际违规发放了贷款而形成不良。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以贵阳农商行为例,2011年,该行由当地几家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合并而来,业务基础较为薄弱,历史包袱较重,风险管理水平低下。2017年强监管之下不良认定标准大幅严格,贵阳农商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列入不良贷款,导致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暴增。

  事实上,从银监系统发布的行政处罚看,农商行在资产质量方面存在不少乱象。今年3月,海南银监局公布的罚单显示,文昌农商行、海口农商行和三亚农商行分别领罚40万元、45万元和40万元,案由均为通过定向资管计划将不良贷款虚假出表,人为调节监管指标。

  信用风险或进一步暴露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农商行平均不良率从2016年的2.49%升至2017年末的3.16%,至今年一季度末继续上升至3.26%。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农商行不良风险集中暴露,与当下推进存量风险暴露、不良贷款确认趋严的监管环境分不开,后续不排除一些小型区域性银行的问题资产有继续暴露的可能。

  “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农商行资产规模小、资本金较小和抗风险能力弱。”赵明认为,农商行、农信社是扶持农户、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相对国有大行主要扶持的国企、央企、上市公司以及股份行扶持的平台等来说风险要更大。

  “信贷业务风险暴露仍然是当前农商行面临的主要问题,经营区域集中于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面临较大环保达标难度等地区的农商行资产质量仍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徐承远认为,除此之外,近年来,部分农商行资金业务投入过大,规模增长过快,但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未及时跟上,随着监管趋严以及市场波动加大,其资金业务存在风险暴露的可能。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的多个文件都对农商行的经营业务产生了较大影响。日前,资管新规的配套政策《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赵明表示,资管新规对各地区的影响不一而足,以该行所在省份为例,没有一家农商行拥有资管牌照,仍然是靠传统业务和产品与其他银行机构竞争。资管新规直逼中小农商行要在期限内逐步压缩资管产品。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中小农商行大多已经“玩”不下去了,只能回归传统业务。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认为,在严监管、去杠杆的背景下,农商行可能面临的风险不仅是信用风险加速暴露;随着对资本补充的需求加强,还有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另外,由于大部分农商行由于利息收入占比较高,容易受到利率波动影响,银行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

  构筑风险防火墙

  尽管当前农商行风险持续暴露,但考虑到农商行在市场上的体量较小,预计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业内人士表示,从控制增量、化解存量方面防范风险,对农商行来说至关重要。

  中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肖斐斐表示,不良率的上升并非全行业情况,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从65家发行同业存单且已披露2017年财报的农商行来看,共分布在22个省市。具体来看,尽管不良率总体有所上升,但出现“暴涨”的仅仅是个别银行。此外,风险暴露的区域特征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非全面性的爆发。

  在肖斐斐看来,部分农商行前期由于经营不善导致的资产问题并未及时准确反映,当前政策引导下风险集中暴露,部分地区不良率不排除上升的可能,但不具备全行业的代表性。截至2017年末,农商行总资产11.3万亿、占行业比重仅11.54%,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未来在管好存量的同时,要控制增量。”赵明认为,对于新增贷款,要一律严格把握准入合规,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要求,对经营性现金流及后期还款来源严格测算,确保新增贷款质量。对于已扶持的企业,应加强贷后跟踪管理,只要企业经营正常、资产负债率合理、后期行业发展前景较好,就应该持续支持,而不应直接抽贷。

  与此同时,处置存量不良资产力度应进一步加大。杨芮表示,除了常规核销、清收、重组、上迁、抵债、减免等方式外,可以积极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制,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从资产持有转向资产服务。此外,可结合《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合理筛选目标客户,持续、稳妥、积极推进债转股相关业务。

  “整体来看,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业务开展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与农商行等中小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此类银行风险暴露的根本原因。”徐承远表示,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加快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以匹配业务开展面临的风险管控需求;另一方面,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积极发挥自身扎根地方、熟知地方经济产业环境等优势,深根细作,回归业务本源,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同时,对于风险暴露,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积极寻求股东、地方政府等外部支持,发挥省级联社体制优势,及时有效化解风险,避免风险的扩大与蔓延。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锋建议,一方面要迅速完善落实存款保险制度,不能让存款人受到损失。另一方面要出台金融机构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的具体办法,一旦有资不抵债的情况要坚决处置。他说:“这两方面的办法应是配套的,监管部门要尽快做好准备。金融机构破产退出的机制明确之后,说明当局已有应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的手段,将有助于市场信心的确立。”

  在监管方面,杨芮表示,未来一是可以建立健全银行不良贷款的监测制度,完善银行客户监测预警系统。对于农商行一类的区域性银行,有必要加强跨省跨区域的协同监管。二是为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化解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提供更多途径,可以考虑效仿以前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与四大行对接处置不良资产的模式,以成立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对接地方性商业银行处置存量的不良资产。三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引导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制。避免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一味“冲规模”、“拼速度”而“轻质量”的现象产生。

(责任编辑: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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